新郎 138
這陣子我心裏亂極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同性戀是種病，只有麥醫生說那是天生的。我又不能把麥醫生的話說給別人聽，好讓他們給我出出主意。廠領導們如果知道同性戀沒有救，還不跟我算帳？我們廠已經在保文身上花了三千多塊錢。我只有不停地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如果同性戀是一種正常現象，那為啥還要有男人和女人呢？為啥不能兩個男人結婚生個孩子？為啥老天爺不給男人身上也戳個洞呢？這些疑問讓我煩透了。我真希望能有一個值得信任的醫生再幫我確認一下保文的情況，希望能有一個見多識廣、坦誠貼心的朋友談一談。
暴發戶的故事 148
我一下子就火了，掏出一疊十塊錢鈔票，叫道：老子把你們這兒所有的點心餅乾全買了！
兩個人傻眼了。她們的經理跑出來一個勁兒地勸我，說把存貨都給了我，這個售貨亭下午就沒東西賣了。我才不聽他那一套，告訴他我家裏還有二十幾個工人沒吃飯呢。我把售貨亭裡的東西都買光了，雇了兩個看熱鬧的男孩子幫我把大包小包搬到圈著四隻熊的熊坑邊上，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所有的點心餅乾全丟進了坑裡。那幾隻熊用鼻子聞聞點心又走開了。
我知道這件事很蠢，自己也生了幾天悶氣，而且還感到有些羞愧。火車站和江邊碼頭上有的是要飯的，我自己也知道挨餓是啥滋味。但是這件事反倒使我在全城出了名。您說這不可笑嗎？為啥糟蹋點兒錢卻能使一個人揚名呢？花錢誰不會啊。你把錢給一個小孩子，看他會不會亂花。
紐約來的女人 211
後來金莉跟我們說，她要以誹謗罪“起訴”范玲，讓那個老太太“賠償”她的損失。這可是新鮮事兒。有誰聽說過法院還會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再說，哪兒有律師打這種個人糾紛的官司，她倆之間的矛盾應該通過學校領導解決，或是私下裡和解。有些人覺得金莉是心虛，更加證明了她在國外的生活多麼糜爛。還有，她為啥會想到用“經濟賠償”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人的名聲和榮耀啊，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她應該用行動來洗刷自己的名譽，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幹一場。
牛仔炸雞進城來 250
“媽的，他從哪兒弄這麼多錢？”白莎說著用白皮涼鞋的後跟把一個啤酒瓶子踢得遠遠的。
這正是我們大家都在想的問題。每個人心裏都沈甸甸的。我們沒敢久待，生怕彼得回來撞見我們幾個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沒有說話，腦子裡只想著彼得的那棟大房子。他肯定掙得比我們多，要不哪兒蓋得起那座比市長家還要寬敞的大廈。去之前我們說好了要在一個啤酒館吃早飯，現在誰也沒這個胃口了。過了碼頭以後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後，我注意到其他幾個員工都用一種懷疑的目光打量彼得，好像他是個天外來的雜種。他們的目光裡充滿嫉妒和憤恨。大家都開始拼命地學英語：滿友報名上了一個夜校英語班，學的教材是《今日英語》；白莎和費蘭每天很早起來收聽電台的英語廣播講座，背誦英語單詞和片語；京林想學地道的美式英語，說聽起來更自然，於是他就整天捧著本《英語九百句》。我也在學英語，但是我比他們年歲都大，記憶力也不行了，學半天也記不住幾句。
*
大夥兒聽了一下子安靜下來。屋子裡有一張鋪著粉紅色床單的雙人床。兩個鴨絨枕頭撫在一條疊著的花毯子上。白莎一個人要這麼大的床幹啥？她一定是經常和她男朋友在上面睡覺。這個小婊子。
2020年4月1日 星期三
《新郎》哈金
2020年3月2日 星期一
《她的身體和其他派對》Carmen Maria Machado
我相信一個能夠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世界。在那裡，愛能勝過殘暴，能中和殘暴，雖然過往從未如此，但愛能將其轉化成新的、更美的事物。在那裡，愛可以超越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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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兩天後打給她，從未如此堅定相信一見鍾情的存在，相信命運的存在。她在電話另一頭笑開時，我體內有些什麼裂開了，我任由她走進來。
*
我們陷入愛河。她年紀比我大很多，但我很少想起這件事。她會在公共場合把手滑上我的大腿根，會把最陰暗的秘密告訴我，當然也問起我的。我感覺她正在燒灼我的時間軸，想讓一切如同龐貝城般凝固不變。她會把我推倒在床上，直著身體捧住我的骨盆。而我任由她在那裡，希望她在那裡，同時感覺著她的重量，感覺腦子再清楚不過了。我們剝下身上所有義務，因為那些衣物本來就不該存在我們之間。我會審視她光滑、蒼白的肌膚，審視她陰唇上那一大叢粉色毛髮，用一種讓震波直達體內每道斷層的方式吻她，然後心想，感謝上帝我們生不出孩子，因為她已打從內在擄獲了我，讓我從她的床，她的嘴，她的屄、她的種種善良，以及她的低沈嗓音中，直接墜落入此生第一次的成家幻想，也是我們第一個共同擁有的白日夢：在柯古伍德的鬧區咖啡店中，我為一個牙牙學語的寶寶擦掉嘴邊的湯團子殘渣，那是我們的寶寶。我們會開玩笑地稱寶寶為馬拉，討論她第一次開口會說出哪些詞彙，討論她古怪的髮型及癖好。馬拉，一個女孩。馬拉，我們的女孩。
我回到貝得的床上，那是一張好床，她把手伸進我體內，我撩撥她，她屈服，我打開自己，她沒碰自己就高潮了，而我以徹底失去語言作為回應，我想，感謝上帝我們生不出孩子。我們可以無謂地、無止盡地幹個不停，我們可以進入彼此，不用保險套不用避孕藥不用恐懼不用協商每個月的第幾天才能做，也不用萎靡地靠在浴室洗手台邊拿著那根愚蠢的白棒子檢查個不停，感謝上帝，我們生不出孩子。而當她說，“來我這裡，進入我”時，感謝上帝，我們生不出孩子。
我們生出了一個孩子。她人就在那裡。
2020年3月1日 星期日
《林園水塘部》Didier Decoin
“夫人，我沒有答案。我當然可以提出幾種可能，甚至給你希望，但沒有什麼是千真萬確的，就連最不可動搖的真理也是不穩固、會變化，且可質疑的。在今天早上的雨中看似真實的事物，或許在烏雲散開後就成了幻象。不過我確實相信靈魂 - 你稱做靈魂的東西 - 它不會從一具身體跳到另一具身體裡。它被牢牢地栓在一個受造物身上，因此肉身的殞滅也必定造成其靈魂的殞滅。”
2020年1月1日 星期三
《離婚季節》John Cheever
她大約三十五歲，頹廢而溫柔。她喜歡把當下的生活想像成一首通往美好將來，甚至圓滿結局的序曲，而那美好的一切就會在下一季或者下下一季開始。但是她發現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她注意到現在的她老是覺得疲累，除非喝酒。但一喝酒，人就好像洩了氣似的。不喝酒的時候她消沈沮喪，這時候她會跟餐廳領班、髮型師起爭執；會斥責餐館裡看她的人；或是跟一些有金錢來往的男人吵架。她對自己的喜怒無常很清楚，也懂得隱藏 - 對那些半生不熟的普通朋友，比如坦尼森夫婦 - 而這只是許多隱藏中的一種
夏日農夫：communist neighbour
巴別塔裡的克蘭西 191 買古董的同性戀鄰居，自殺了又為他籌錢
春日的風，城南吹來的，聞起來有水溝的味道。克蘭西的窗子望得見一大片曬衣繩和香樁樹、用來堆放垃圾的院子，還有公寓背後那些光溜溜的牆面，上頭還鉗著幾扇窗戶，有的亮著燈，有的沒開燈。這份和諧，這份令克蘭西無比動容的和諧和真實，彷彿激發了他內心一些美好的東西。建造這些房子的人想必跟他有著同樣的心意。娜拉給他拿了一瓶啤酒過來，然後靠著窗子坐下。他一生中最耀眼的美女之一，不過，一個不明究裡的陌生人 - 他心裡想著，或許會注意到她的襯裙有裂縫，她的身體顯得痀僂粗重。牆上掛著一張約翰的照片。克蘭西為他兒子聰明堅毅的面孔讚嘆不已，不過，一個不明究裡的陌生人或許只會注意到這孩子戴著眼鏡，氣色不好。想著娜拉，想著約翰，想著這一份完全出自於自私的、半盲目的愛意，他決定對盧安崔先生什麼都不必說了。若是兩人碰了面就默默地擦肩而過吧。
噢，青春啊美貌啊！308 大家都不停喝酒的時代
他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把他跟隔壁花園裡那些孩子區分開來。他一直就是個年輕人哪。他一直就是個英雄啊。他一直受人崇拜，一直很快樂，一直衝勁十足，現在卻站在黑暗的廚房裡，失去了體力、衝勁、好看的容貌 - 失去所有在他不可或缺的東西。他覺得隔壁院子裡的那些人就是他當年參加的派對裡的觀眾，那裡有他的興趣和念想，然而現在都被無情的去除掉了。他覺得自己就像夏夜裡的幽魂。他心中充滿了渴望。就在這時，他聽見前面屋子裡有說話的聲音。露易絲開亮廚房的燈。“啊，你在這裡，”她說，“貝爾登他們來了。大概是來喝一杯吧。”
療癒 241 一個男人在妻子離開後陷入幻想症的故事
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
《盧麒之死》黃碧雲
估計現在才是看的時候。1966九龍暴動和2016的旺角魚蛋革命。1969和2019。歷史不斷自我重複。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義和團 The Boxer Rebellion》Diana Preston
可能大部分是英文材料，於是筆下戲謔口氣一流。說到攻佔兩條砲台時日軍往上直衝簡直是奧林匹克即視感。這麼多國家在一起肯定各種刻板印象大歸類：日軍矮小但拼命三郎，自帶慰安婦。俄軍槍林彈雨中也不怕死站的好好的。俄軍和法軍最愛搶。德軍最愛抱怨、愛規律怕死。
中國人自己燒了古代圖書館翰林閣令人傻眼。官府各層各行其是，一些親王親洋一些官又二話不說展開大屠殺（人民倒滿愛的），最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是殺了教士全家但他們如此安靜啊。明明慈禧犯了大錯回程還是非常豪華，她面前舖的地都是平坦馨香的。
GE Morrison Letter to his Mother 莫理循書信集
北京大屠殺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 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以極端殘忍的方式被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幾百個外國人，已被殺害。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被困的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 義和團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上步槍跑過大街。” 英國《泰晤士報》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並且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行動。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的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是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築城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為什麼會第一時間捲入這場災禍。具英國首相 Lord Salisbury 不無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 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 Lou Hoover 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 Jezebel”—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總理衙門
在一個講究表面及各種儀節的國家，官署一定都是美輪美奐的典型，但總理衙門卻是例外。那是個“骯髒、無精打采、貧瘠的建築物”，康格公使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藐視外國人的證據。外國人認為總理衙門不舒適而且沒效率，是“管理國家事務最顢頇的機構”。英國外交人員斌漢（Clive Bigham）哀嘆跟總理衙門交涉有多困難：“依官階而定，你得要坐進一頂綠色轎子或是藍色馬車裡，由中國侍衛為你開路，蒙古小馬上磕磕絆絆地在骯髒的街道走上好一陣子，然後在一個尋常而骯髒的院落被放下來。”
會議在一個到處漏風的房間舉行，衙門官員會先問候外國人，再來來回回地進行無聊的詢問。斌漢寫道，“一群中國人隨意地咳痰、睡覺、講八卦。”討論外交事務雜揉了“幼稚愚蠢、糟糕透頂的外交技巧，和赤裸裸的真相。”無論外國人要求什麼，都會被客氣而迂迴地阻擋。如果一家英國公司希望建造一條“從北京到北極”的鐵路，對方就會委婉表示，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可能會感覺受傷，或者說“巴塔哥尼亞特使可能會不高興。”
現在我們安全了
無論是哪一國，這些防衛兵力的裝備並不足以面對即將發生的事件。派遣士兵的將領並沒有預期遭到圍困的時間會這麼長。他們有步槍以及每個人幾百發子彈，但是並沒有備用子彈、沒有重型武器，機關槍只有三支—英國人有一支多管、口徑四五毫米的諾登費爾特（Nordenfeldt .45），它相當老舊而且脾氣不穩定，莫理循討厭它“每發射四輪就會卡彈”；奧國人有一支馬克沁機關槍（Maxim）；美國人有一支輕型柯爾特二三六（Colt 236）。唯一的大砲是義大利人帶來的小型一磅砲，而且他們只有一百二十顆砲彈。俄國人本來想帶一支重型十二磅砲，但卻不小心留在天津火車站，也許是在爭吵英國兵力規模的時候。雖然沒有大砲，但是砲彈倒是記得帶上了。
援軍的困境
這段旅程也讓西摩爾見識到，普通中國人看到洋人時的驚恐感：“我們多弄到一、兩艘中國戎克船來載運傷兵，我派了幾個人上船去檢查並做準備，他們才一踏上甲板沒多久，本來關起來的船艙口就立刻打開，跑出一些婦女小孩，縱身就往河裡跳，簡直就像無聲啞劇一樣。她們寧願溺死，也不願落在‘洋鬼子’手裡。有些士兵跟著跳下河去把她們撈回來，但是西摩爾發現這樣會讓對方不解、也會引起不安。
能打仗才能有資格談和平
麥美德察覺到，英美兩國雖然經常互罵“死美國佬”、“臭英國水兵”，但是二國幾乎一體。她擔心的是，俄國對英國有強烈敵意；德國人行為陰沈又不合作，而且仍然憤慨於克林德之死；日本人則是有強烈地親英反俄情緒。英國上校 Gordon Casserly 跟麥美德一樣認為英美之間有情誼，英美士兵都會稱其他歐洲軍人是 dagoes（對南歐人之貶稱），不過，他們還是會分辨歐洲各國人，因此就有“青蛙呆哥”（因法國人吃青蛙肉）“酸菜呆哥”“通心麵呆哥”“伏特加呆哥”這些稱呼，不太需要懷疑、一聽就知道是指哪國人。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車諾比的悲鳴 Voices from Chernobyl》亞歷塞維奇
- 不停開玩笑
- 太太剛離開他的清理人，一直只想著太太和別人睡了的事
- 隔離區深深吸引外國記者，他們不停回去，因為“有活著的感覺”
- 輻射太強會失去嗅覺
- 悲傷的驅動力比幸福更強
- 蘇聯解體後，很多無家可歸的前蘇聯國家蘇聯人逃亡車諾比，建立自己的城市
《我們為什麼記得》
記得托爾斯泰怎麼寫的嗎？皮埃爾經歷過戰爭，覺得很震撼，他以為自己和全世界永遠為之改變，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告訴自己：“我還是像從前一樣對巴士司機大叫、咆哮，就像從前一樣。”如果是這樣，人又為什麼要記得？為了確定真相？還是為了公平？所以他們可以釋放自己，然後遺忘？是不是因為他們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或者他們想把自己隱藏在過去裡？而記憶又如此脆弱短暫，那種知識實在太不精確，只能說是臆測，顯露出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算不上知識，更像是各種情緒。
《回來的人》
“如果你不和他們一起玩，你就輸了。一個烏克蘭女人在市場叫賣大紅蘋果：‘來買蘋果唷！車諾比的蘋果！’有人勸她不要這樣宣傳，沒有人會買。‘別擔心！’她說：‘還是有人買，有些人要買給丈母娘，有些買給老闆。’”
《士兵合唱曲》
那個地方會顛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條理都被打亂。女人擠牛奶，旁邊站在一個士兵，確保她擠完後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婦人拿著一籃雞蛋，旁邊一名士兵陪著她走，看著她把蛋埋起來。農民細心呵護他們寶貴的馬鈴薯，偷偷摸摸收成，其實他們應該把馬鈴薯埋起來。最糟糕的，也最令人費解的是一切都那麼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瘋狂，包括我們的在內，我再也不會看到那種表情。
《月光下的風景》
我突然開始思考，到底是記得還是遺忘比較好？我問我的朋友，有些人忘記了，有些人不想記得，反正我們也無力改變什麼，連離開都做不到。
我記得事故發生後沒幾天，圖書館所有關於輻射、廣島或長崎，甚至關於X光的書都消失了。有些人說那是上級的指示，這樣民眾才不會驚慌。還有人開玩笑說，如果車諾比在巴布亞附近爆炸，全世界的人都很擔心，只有巴布亞人不害怕。沒有醫療公告，什麼資訊都沒有。一些有辦法拿到碘化鉀的人（這裡的藥房買不到，得透過人脈），用酒吞下一大堆碘片，得上醫院洗胃。後來我們發現一個準則：只要是有麻雀和鴿子的地方，人類就可以生活。有一次我搭計程車，司機不明白鳥兒為什麼不朝車窗撞來，好像瞎掉一樣。那些鳥不是瘋了，就是打算自殺。
有一次我從外地出差回來，看到路的兩側都覆蓋了白雲石，一直延伸到地平線最遠處，月光照在上面。他們移除、掩埋含有輻射的表土，鋪上白雲石砂，那不像地球上的景觀。那個畫面折磨了我很久，我寫了一篇小說，想像這裡一百年後的模樣：一個人，或是一個東西，用四隻腳奔馳，牠彎著膝蓋，踢著修長的後腿前進，到了晚上可以用第三隻眼睛看，唯一的耳朵長在頭頂，連螞蟻走路的聲音都聽得到。只剩下螞蟻，其他飛禽走獸都死光了。
我把小說寄到雜誌社，他們回信說這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描述一場惡夢。也許我的才華不夠，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刊登還有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每個人都對車諾比保持沈默？為什麼我們的作家不書寫關於車諾比的事？他們描述戰爭和集中營，但是對於這裡，他們很沈默。為什麼？你覺得那是意外嗎？如果我們戰勝車諾比或了解車諾比，人們就會談論、書寫它，但是我們不了解其中意義，無法把它放入人類的經驗或事件的框架中。
所以怎麼樣比較好？記得還是遺忘？
Yevgeniy Aleksandrovich Brovkin, 哥麥爾州立大學講師
《耶穌死亡時牙痛的人》
我很喜歡一個作家，叫做 Leonid Andreyev，他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名叫約拉薩路的人死而復活，但從此後就與世人格格不入，永遠無法像其他人一樣，雖然耶穌基督讓他復活。
《關於戰爭電影》
所以我才不想記得隔離區的日子。我想出各種解釋，但我就是不想打開那扇門，我想了解在那裡關於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實的，什麼不是。
...... 我也拍攝了疏散過程，他們先撤離小孩，讓他們坐上大巴士。我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拍攝戰爭電影常見的場景，人們的舉止也很像電影的畫面，如同很多人喜歡的《雁南飛》裡的場景，一滴眼淚，簡短的告別。原來我們都在尋找熟悉的欣慰模式，希望呈現出那個時刻該有的樣子，符合我們記憶中的模樣。女孩對媽媽揮手的方式就像在說：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們會勝利！
...... 我曾經拍攝待過集中營的人，他們都儘量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了解那種感覺，聚在一起、回想戰爭會有些不自在，共同經歷過那種屈辱，目睹人在最惡劣情況下是什麼模樣的人會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不太想講我在車諾比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義的概念都是相對的，在極端狀態下，人的表現不會像書裡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發現世界末日時，邪惡的機制也照樣運作，人們仍然說三道四，拍大官馬屁，帶著他的電視機和醜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關於新國度》
我們通常會保持沈默。我們不會大吼大叫也不會抱怨。我們一直都很有耐心。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去敘述。我們害怕談論這些事。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經歷，衍生的問題也不尋常。這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車諾比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嗎？在這裡沒有人會說自己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我們都自稱為車諾比人。“我是從車諾比來的。”“我是車諾比人。”就像是另一個種族一樣。是一個新的國家。
《關於書寫車諾比》
第一隻狼狗出現了，是那些跑到森林裡的家犬跟狼的後代。這些狼狗體積比狼大，對牠們招手卻視若無睹，牠們也不會怕人或是怕光，獵人學狗叫，牠們也沒有反應。野生的貓早已集結成群，開始會攻擊人類。牠們想要向我們復仇。牠們的記憶已經消失了，牠們不記得自己地位曾在人類之下，還曾被馴養。對於我們而言，消失的則是現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
《人民的聲音》
我們從早到晚都在外面鏟土。當我們回家時，卻意外地發現商店仍然在營業，女人們開始購買褲襪跟香水。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戰爭的氣氛了。尤其是忽然間出現了排隊人潮在購買麵包、鹽巴和火柴，更加深了這個氣氛。大家都忙著將麵包脫水成為餅乾。雖然我是在戰後出生的，但是我很熟悉這一切。我已經可以想像我會怎樣離開我的家，我跟孩子們會怎麼被撤離，我們會帶些什麼東西走，給母親的信會寫些什麼。雖然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日常生活卻可以如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電視上仍播放著喜劇。我們知道該如何在恐懼中生活，這是我們的天性，在這一方面沒人能比得上我們俄國人。
*
軍隊進入村莊後會開始撤離居民。街道上很快地便充斥著軍事器材：裝甲運兵車、蓋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甚至還有坦克車。居民是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離村莊的，這樣的氣氛充滿壓迫感，特別是對那些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說。剛開始時，人們抱怨俄羅斯人 - 是他們的反應爐，所以是他們的錯。然後漸漸改口為：“都是共產黨的錯。”
車諾比時間常拿來與戰爭相提並論，但是前者嚴重多了。戰爭是人們可以理解的。而車諾比呢？人們啞口無言。
*
電視上開始播放這些片段：一個老奶奶正在擠奶，將擠好的奶裝到罐子裡，一位記者帶著軍用的輻射劑量計來測量牛奶，然後旁白會說，“看吧，一切都沒有問題，這裏離反應爐只有十公里遠。”電視還會播出人們在皮里亞特河畔游泳、曬太陽的畫面，遠方則可以看到反應爐跟冉冉煙縷。旁白會說：“西方想要製造恐慌，塑造有關這次意外的謊言。”然後記者會再次拿出輻射劑量計，測量盤子上的魚、巧克力條或者小販賣的鬆餅。這些全都是假的。當時軍用的輻射劑量計是設計來測量環境的輻射量，而非測量單一物品。
這種程度的謊言，這類天大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已與車諾比密不可分。只有在戰爭時，政府才會說出這種程度的謊言。
《關於死亡的陰影》
我想要牢記所有的一切，所以我開始攝影。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們才安葬了一個去過那裡的朋友。他死於血癌。我們為他守夜，依蘇聯的傳統喝酒。然後又滔滔不絕地聊到午夜。剛開始時談論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之後呢？我們又談起了國家的命運跟宇宙的法則。俄國軍隊會不會離開車臣呢？會不會有第二次高加索戰爭？還是已經開始了？季里諾夫斯基有沒有可能當上總理？葉爾欽會不會再次連任？我們還談起了英國皇室的黛安娜王妃，俄國的君主政體。談起了車諾比跟各種推測。有些人聲稱外星人知道會發生災難而前來幫助；有些人說這其實是一場實驗，接下來出生的小孩將會有過人的天份。又或許白俄羅斯人會滅絕，就像斯基臺人一樣。我們都是玄學家，早已脫離這個俗世。我們只生活在夢中、活在高談闊論裡。你一定要在這平凡的生命中增添些什麼，才能使一切變得合理，就算是在死亡的邊緣也一樣。
2019年11月2日 星期六
《Hot Milk》Deborah Levy
Rose was quiet for a change and not as resentful as usual. That was my mother's main expression: slightly resentful, a whiff of resentment, not personally against me (though there was that, of course) but a vague sense of grievance against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