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失蹤》
老陽回到家中，何必還眼睜睜地倚在床上。見他回來，第一句話就問老海。老楊便把他知道的都講給了何必。何必聽著，嚶嚶抽泣起來，說，這個傢伙，太犟了，太一意孤行了。又說：“老海不是這個世上的人，我知道，他遲早有這一天。”
老陽想，這世上的事，有很多偶然，有很多宿命。如果當初是他和思思，何必跟老海呢？許多人事大約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是誰在規定誰該跟誰呢？他們都是自己的選擇。其實只要有選擇，就會有錯誤。唯一的選擇，便是唯一的錯誤。那一次，在烏嘯邊，他曾和老海抽象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許多夫妻在法律、道德、習慣的規定下一起生活，白頭到老，只是一種偶然，一種宿命。世界之大，他幾乎可以和任何人一起生活，就像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隨意看見任何人一樣。但作為制度化和道德化了的兩性關係，卻必須做唯一的選擇。老海說，其實動物也是這樣，只是你不了解，老海說，他跟蹤的一群烏猴中，便有這樣的故事。有一個猴王有五個妻妾，其中兩個心有旁騖。無奈老猴平日看管極嚴，加之對越軌行為的懲治極其殘酷，這兩位早已暗中他戀的妻妾不敢輕易出牆。但你常常可以觀察到，她們一邊討好老猴，給牠理毛，抓虱子，一邊會和遠方某棵樹上的相好暗送秋波。那眼神如人一樣，悽婉深情，楚楚動人。偶爾在老猴熟睡時，也會輕巧又迅疾地竄到相好的身邊，極柔情地待上一小會兒。忘形之下，還會耳鬢廝磨一陣子。這種偷情很危險，一旦被老猴發現，那相好的不是被咬得半死，便是被遠逐他鄉，終究死在異地。除非那相好的強大到能擊敗老猴自立為王。
何必不睡了，爬起來給老楊清理行裝。她幾乎將所有的冬季用品都翻了出來：帽子，圍脖，手套，羽絨服，高腰靴，羊皮背心，雙層保暖絨褲，毛襪子，防凍膏...... 如同要去攀登珠穆朗瑪峰。這裡面的大部分物件，都是去年冬天，老陽去烏嘯邊時添置的。
老楊問何必，如果你是思思，你會不會跟著老海一起進山？
何必說，你這個問題很險惡。對我，對思思都很險惡。
老楊問，為什麼？
何必說，我不回答。如果這次把老海找到了，我再回答。
老楊說，你已經回答了。
何必說，沒有。
行裝清理好了，鼓鼓囊囊塞滿了一大旅行袋。這時，天已微明。兩個人都很疲憊，但又無睡意。何必坐到老楊身邊，靠著老楊的胸脯，感傷地說，你要把老海找到，這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不多了。我們都是行屍走肉，一群現代文明的行屍走肉。一個個自以為活得有滋有味，事業啊，權位啊，財富啊...... 一個個自以為又有才情又有學識又有個性，其實，都是他嗎的現代化養雞場裡的雞，只不過啄的快一點，慢一點，養得肥一點瘦一點而已。
《隱匿者》
許多年來，我母親和我們姊妹倆都很想知道，那天下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三個學生為什麼要打我父親？但從來沒有誰對我們說起過這件事，彷彿沒這件事一樣。文革結束後，父親平了反。我們一直希望有人來說一說，希望有人能承認這件事是他們幹的，來向我父親道一聲歉，回答一下我父親至死追問的那個問題。可是一直到今天，沒有誰來。那三個人彷彿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還有許許多多像他們一樣，傷害過甚至殘害過別人的人，也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成為了一批藏得無影無蹤的隱匿者？我不知道，我們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這樣的隱匿者？以至我在和別人交往時，常常會毫無緣由地想到：他會不會就是打我父親的那個人呢？他會不會是一個曾經傷害過別人，但卻裝得若無其事的隱匿者呢？每當這時，我的心底便立刻會充滿了絕望與恐怖。
經錢老師一番開導，吉為民輕鬆了許多。但近兩次來與錢老師聊天，總覺得有了一點莫名的距離，自從那次錢老師對他說了“我也是一個隱匿者”之後，吉為民便覺得錢老師身上多了一些鬼祟氣，連錢老師慣有的那種淺笑，也顯得有點狡黠。他明知這種感覺是很可鄙的，卻又揮之不去。好幾次，他都想問問錢老師他將哪些事情忘了？隱匿了？終覺得有些唐突也有些無聊。吉為民覺得自己就像那些戀愛的女人，想顯得大度又渴望明晰對方的底細。總是一個不可排遣的縈繞。吉為民又想，如果真問出幾樁不堪的往事，他還能與錢老師如以往那樣無間無隙嗎？再反過來一想，自己說出了那樁往事之後，錢老師是否還如從前那樣看他呢？這樣一想，竟覺得真實與坦誠竟是一件讓人尷尬的事了，就像兩個多年來衣冠楚楚的人，突然間赤條條的在澡堂子裡面相遇。
《駝子要當紅軍》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時期，各種說法各種做法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中欣的父親已失去了許多昔日的道理，就連他自己也很難說準明天會怎樣。一個個歷次運動中“惡名累累”的老幹部復出，一批批幾十年的“老地富反壞”摘了帽子，五七年幾十萬“猖狂向黨進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許多他當年親手打下去的人。他們許多人從青海，從新疆，從各個窮鄉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計找到他，遞上各種各樣的申訴資料。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階級鬥爭也不再講了，還有那個被他一生奉為神聖的偉大領袖，也被說成是犯了錯誤...... 那是一個所有的觀念，所有的規則，所有的理論都在變動都在窺測去向的時刻，誰也不知道往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對不對。
＊
中欣父親的趙姓家族，據說和趙宋王朝還有一些聯繫。在他家鄉的族譜上，可以上朔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鄉的趙姓還嚴格地按那一族的輩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親也有過一個這樣的名字，但他從來不說。他的五個子女，分別叫北定，南進，東勝，西平，中欣。東南西北中，全占滿了，可可第一次聽見中欣家五個孩子的名字時，倒吸了一口氣說，真是有一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王侯氣魄。要是在每個名字後面加一個“王”字 － 北定王，南進王，東勝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後來可可發現，許多老幹部家的子女，都有這樣一類俯瞰河山、萬土歸我的名字。有的家裡給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點，但也充滿了勝利者一路凱旋插標為疆的豪情，如“晉冀”，“魯豫”，“延京”，“贛生”，“寧生”，“滬生”...... 到得後來，建國，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趕美，躍進，衛星，建設...... 將這些名字串起來，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國革命的編年史。直到後來，全國人民也不論地位高低了，都參與到這一革命命名熱潮中來，紅兵，衛東，立新，學鋒，大橋，愛國，向黨，向工，向農，向軍...... 到文革中，更出現了宋要武，張敢闖，薛青彪，劉四念，陳決勝，王金猴，孫九大直到魏人民服務，洪遍全球，詹無不勝一類連型式都徹底革了命的名字，成為新中國命名學一大觀。可可曾問過父親，解放前那些黨國高官及知識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這一類思路起名字？父親想了很久，說，好像沒有多少這一類名字。除了蔣介石，將兩個孩子起名經國、緯國之外，很少有跟著瞎起鬨的。你看看，那時代留下來的人，有幾個叫民生、民權、民族、北伐、清黨、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說，還有家族字派的規矩，不好亂起的。所以，國民黨大官員們的名字，都沒有共產黨的響亮。
後來，出了一個陳水扁的時候，可可的父親說，這名字叫的，和我們這裡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貨，火生，要臍一類呢。
......中欣家的五個孩子，每個人還有一個蘇聯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許多年不用了，今天偶爾停電視電影裡有誰喊一聲，還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蘇聯專家援華的時候給起的。那時，有過國小學歷，又在延安抗大深造過的中欣的父親，算是那一批老幹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軍方派往一個大型國防企業做領導工作。那些國防企業從設備到技術到原材料都由蘇聯老大哥提供。
那些蘇聯名字，由蘇聯老大哥親自命名的為正宗 － 有更講究的，還應該有一個蘇聯教父，類似中國的乾爹 － 也有的是為趕時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乾脆取代了原來的大 － 如王娜佳，張秋莎，趙尼婭...... 這種亦中亦蘇的名字，成為中國五十年代的一道靚麗風景，也成為那一階級的特權。後來中蘇交惡了，有的人便將名字稍作變動，如王娜，張莎，趙小婭，依然比咱們原來的秋菊，臘月，春梅，蘭英要洋氣許多。
《曉曉的方舟》
女攝影師水災中僱船救動物。
《思想最後的飛躍》
思想，御貓，主人終於從女開發商手上斡旋到分配了一戶公寓，搬出靠山老家。貓不願意了。
《老同學白漢生之死》
一個國高中不起眼的同學，時勢發達後幫助家人同學，最後本業敗落，和女神戀愛也錯失機會而自殺的故事。
《射日》
把對面的金太陽娛樂城玻璃一片片打下，把自己也打殘的蔡老師的故事。
《葛麻的 1976 － 1978》
麻臉小人物在文革結束鬥爭結束中兩年來不及開放而被耽誤的故事。娶了傻老婆，生了三個俊小子。反省關押時過年讓三個小子一起在澡堂洗澡一幕最為經典。
《麻道》
一輩子不打麻將的教授老李，因為肝癌住院打上了因而“得道”。
《死於合唱》
小人物費普愛上合唱，經歷艱辛一聲，最後死在合唱練習的故事。
2018年3月29日 星期四
《隱匿者》胡發雲
2018年3月18日 星期日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
“如果不是劉墉和影劇版，或許我會甘願一點。比如說，他可以用闊面大嘴的字，寫阿伯拉寫給艾綠綺思的那句話：你把我的安全毀滅了，你破壞了我哲學的勇氣。我討厭的是他連俗都懶得掩飾，討厭的是他跟國中男生根本沒有兩樣，討厭他一位我跟其他國中女生沒有兩樣。劉墉和剪報本是不能收服我的。可惜來不及了。我已經髒了。髒有髒的快樂，要去想乾淨就太苦了。”
思琪心想：神真好，雖然，你要神的時候神不會來，可是你不要神的時候，祂也不會出現。
《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1930 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彭小妍
儘管浪蕩子的女性嫌惡症根深蒂固，他對女性外貌及身影的觀察卻也不遺餘力；對他而言，女人的表象具有比身體更深層的意義。
1920 及 30 年代，大批騷人墨客遷居上海，或是為了避開北方的動亂，或是為了尋找機會。1920 年代早起，大量出版社從北京遷移到上海，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新的文化中心。知名文人紛紛南來，魯迅於 1927 年 9 月抵達；沈從文於 1928 年初遷入。他們在十里洋場聚合，為了生計而奔波。教書及寫作是他們謀生的主要方式，而寫作開始成為專業。
川端康成：在我過去所有的創作中，我最想念也最珍愛的，莫過於“掌篇小說”。甚至時至今日，我還是願意把“掌篇小說”當成禮物贈予他人。這本集子裡的多數作品都創作於 1920 年代。 － 《我的標本室》
法國現代主義作家 Maurice Dekobra：中國男人對戀愛藝術一竅不通，而導致中國社會的婚姻問題。須知，日本女人在日常生活裡不斷地鞠躬、俯跪，展現她們是男人的努力，而中國女人卻像韃靼人、蒙古人一樣充滿鬥志，難以駕馭，總是要求平等。在宴席上或是交際場合中，她們言語便捷，辯論起來時絲毫部給男人留餘地。如果把她們激怒了，那可吃不了兜著走。她們是人形的豹，隨時可以跳起來扼住你的喉嚨。第三，中國女人不馴服，都是中國男人的錯，因為他們缺乏想像力，不懂戀愛的藝術，不願為女人多費工夫。他們不想瞭解他們的異性伴侶，也不想研究她們的厭惡或愛好、感受力和善變。第四，中國男人必須知道，女人又如一支放在桌上的 violin，等著知音的人來調音彈奏。重要的問題不是 violin 的好壞，而是有沒有一個藝術家可以拿它奏出真正的音樂來。樂器是否有反應，端看彈奏者的技巧與才能。第五，中國男人厭倦他們的妻子時，會娶才智不如原配的妾，又讓她們同住在一個屋檐下，因此導致源源不絕的家庭問題。中國男人理應和西洋男人學習偷情。西洋男人偷偷摸摸到情婦哪裡尋找不一樣的刺激，但是總會回到家裡對妻子獻殷勤說豪華。這是“最高等的虛偽”，中國男人在這方面的藝術還有待加強。
橫光利一《上海》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獨生》方鳳美 Mei Fong
現已退休的奧爾斯德教授說自己當年的數學問題“只是一種非常棒的數學練習”。他並未考慮社會和經濟因素。
“我不知道，當時我們在大學裡，有終身職位，我只是努力在數學方面不斷創新。設計那個問題是為了和其他同事競爭，炫耀一下自己的成果，讓別人知道你有在做事。我從沒想到會產生這麼多的連鎖效應。”
羅馬俱樂部的末日寓言並未實現，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那是一次覺醒，讓他們意識到要謹慎對待地球和我們的資源，”奧爾斯德說。他認為“在各項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都應該這麼做，推行一胎政策。”
我出於好奇而詢問奧爾斯特有幾個孩子。得知他有三個女兒和五個外孫，我並不意外。因為許多採訪做下來，我已經開始注意到那些支持一胎化政策的人如果不住在中國，生的孩子就不止一個。
反觀像學者王峰那樣的人 － 王峰稱一胎化政策是中國最差勁的政策，甚至比大躍進和文革還要糟糕 － 雖然住在美國，卻只生了一個孩子。少了政府的限制，很多人對一胎化政策的看法與他們的行為似乎對不起來。
＊
從邏輯上講，只要一胎化政策繼續存在、生育限額和指標繼續實行，強制手段就會持續下去。就在2010年，廣東普寧市進行了一場接近萬人的絕育運動。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消息，被列為絕育目標的夫婦有將近一千四百名親屬遭到拘禁，以逼迫這些夫婦配合絕育。
然而，我認為這項濫權行為的本質已經離強制墮胎和絕育越來越遠，而是越來越偏向以受屈高額罰款為目的。其中有部份是因為這些所謂的社會撫養費已經逐漸成為很多縣鄉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特別是比較貧困的地區。過去十年，中國實施了土地稅改革，要求各省上繳稅收給財政部再重新分配。實際上，這意味等級較低的縣政府和鄉鎮政府幾乎失去了所有獨立收入來源。唯一的特例是超生罰款，這一項不需上繳給中央政府。記者上官敫明表示：“大家常說，如果要賺錢，‘大城市靠土地，小城市靠計劃生育。’”他詳盡記載下湖南某小城計生官員的這種濫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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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在中國文化當下扎下非常深厚的根基，雲南省的地方小吃“過橋米線”相傳就是專門為苦讀的文人發展出來的。傳說古時候有一個妻子，常常過橋為深夜還在讀書的丈夫送麵條當宵夜。但是她還沒過完橋，麵就已經涼了。於是她想出一個保溫的方法，就是在湯上用一層油來隔熱。不管故事是真是假，都道出了中國人對應考的重視。相較之下，再想想英國人對烹飪的貢獻 － 三明治 － 竟是為了讓賭博不中斷而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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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面臨嚴重的污染問題，越來越多人把不孕歸因為污染，但是科學家還不完全清楚污染的影響為何，或者更確切地說，影響的是誰。例如在2013年，政府智庫中國科學院宣佈針對空氣污染何女性不孕之間的關係，展開一項為期五年的研究。然而其他科學家認為，污染危機影響的是男性而非女性。同一年，各家報紙都宣佈上海正面臨一場“精子危機”，當地主要精子庫中的精子只有三分之一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幾項空開發表的研究也指出，環境狀況惡化與中國男性的精子品質下降有關。
要得出結論並不難。中國有超過六千萬名女性未能出生、在嬰兒時期被殺死或送人，還有另外四千萬名女性不孕，所以容易受孕的女性成了越來越稀有的商品，正如愛特伍小說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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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會告訴他們從前有個國家一貧如洗，皇帝下令每家都只能生一個孩子。我會提到這片土地如何被一種巨大的悲傷籠罩，提到大家是怎樣送走自己的小孩，或者偷走別人的孩子，或者尋求魔法師幫助，讓自己唯一的寶貝孩子成為最強壯、最聰明的人。我也會講到那裡的嬰兒怎麼會變得越來越少，最後變成一個老人的國度。
2018年3月8日 星期四
《窮人 Poor People》William T. Vollmann
窮人從來不會 － 或者幾乎不會 － 對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要求解釋。他們互相仇恨，而且自滿於這種狀況。- Louis-Ferdinarnd Celine
害怕變窮的人經常活在比窮人本身更大的焦慮中。Michel de Montaigne 蒙田
貧窮是在機會和際遇方面低於正常程度的的悲慘處境。任何觀察者如果理解自己的正常性的外在現實狀況，都可以應用這個定義。......這個概念只針對人生在世的物質性、可測量面向。這樣定義出來的人也很可能會是盧梭所說的野蠻人：這種人在天地間認定的好事只有食物、女人和睡眠；害怕的厄事只有痛楚和飢餓。當然，政府和救濟機構那些心思最細膩的政策制定者會為盧梭的“好事目錄”做點補充，加入例如教育、性別平等能為公民社會錦上添花的好處；他們加的項目越多，就會遭遇越多的反對意見 － 哪個項目該獲得何種程度的經費挹注？簡言之，他們也因此越會落入本書早已決定放棄的那種主體性。
我只是在與窮人有關的情境中注意到這些現象，而窮人也只是透過人生在世的因緣巧合感受到它們，就像其它人會在屬於自己的因緣中感受到其它事物。這些現象類型本身就具有類似的隨機性質，有時甚至還有相互排它性（痛苦和麻木，隱形和畸形）。由於溝通跟其它一些技巧一樣，是屬於富人的技巧，本書裡的窮人有時候沒能告訴我我渴望知道的事。Natalia 給的各種日期湊不攏，而他們的回憶就和我的一樣，都會出現不一致的情形 － 本書之所以不能成為一部單純的口訴歷史集，這就是原因之一。
＊
在時間這個面向上，窮國經常比富國更富有。那裡的民眾確實工作得比較久，但他們的工作可以慢吞吞地做，而且中間夾雜著談天說地 － 至少在他們為自己工作的時候是這樣。這家巴基斯坦茶店的顧客顯然不是在工作。他們坐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帶著嚴肅的微笑輕聲說話。當然有些人看起來悶悶不樂地獨自坐著。但最安靜無聲的那個人，那位坐在水泥寶座上的皇帝，我怎能不尊敬他的無為而治？他掌管的機器服從他的意志，他的男僕們用胡亂洗過的茶杯發送他的善意。他跟章魚一樣忙碌，同時卻似乎一直置身某種夢境中。某個時候，他拋給我一個甜蜜的微笑。
蒙田斷言：貧窮沒什麼可怕，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它會透過它讓我們忍受的口渴、飢餓、嚴寒、酷熱，和無眠的夜，把我們送進痛苦的魔掌。有一種可能性是，如果一個人夠謹慎地走向“路面下方”，他會找到茶店可坐進去，跟小狗玩耍，喝些便宜的酒，在汪洋般的時間中悠游，而這一切的代價則是：不舒適的程度在人能忍受的範圍內有所增加。
我們可否假設情況比這個要糟？再引述蒙田：一個學會如何死亡的人已經拋棄了如何當奴隸的技能。
《無家者》吳玫萱
導覽員描述萬華的特色是“五流” － 流氓、流鶯、流浪漢、流動工人與流動攤販。對於這現象，獻忠有一套他的說法：“多數城市的發展都是從港口開始，外國也一樣。港口會有很多流動的人口，工人、性工作者......。這些人年紀大了或受傷以後，基本上都會演變成貧困，甚至流浪。”除了舊稱“艋舺”的萬華區因河港而聚集了這些人，大同區之所以有不少街友，其實道理相同，因為那裡有‘大道埕’港口。
港口旁一定會有保平安的廟宇，接下來就是慈善，西方的發展也是一樣；但慈善不會平白開始，一定是有人需要幫忙才有慈善。有了慈善，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又會聚集過來，於是就變成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
...... 更近一點來說，萬華的性產業非常發達，但政府廢娼之後，生態鏈裡相依而生的人便失去收入，“例如保鏢可能就去賣香腸，沒轉型成功的，就慢慢在這裡流浪。”另一方面，“以前大橋頭是‘點工’最多的地方；萬華龍山寺、艋舺公園的兩端也有一些，當景氣不好、工作變少，當初就住在這兩區的工人，也慢慢變成流浪者。”
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
《水田裡的媽媽》楊渡
三合院
從1944年到1954年，這將近十年的光陰，恰恰是我父親成長最關鍵的時代。
而這個世代所面對的世界，竟是這樣：教育停頓（沒有教師，因為從小學到大學，整個語言要轉換，缺乏可以讀寫溝通的漢語老師）；語言轉換（棄日語重新學漢語）；政權輪替（從接受官員、公務員到地方的警察，全面轉變）；經濟大蕭條（日據時期，工業為日人壟斷，只有少數農商業台灣人可以參與，此時幾乎全面停止運轉）；社會大混亂（接收的衝突、法律的崩解、法治的失序、財產的侵占、民間的憤怒與衝突等等）文化與生活習慣的衝突（日本文化對大陸文化、海洋文明對大陸文明、守法習慣與戰亂失序等）......。
總之，這是一場政權轉換的變局，也是文明的衝突。兩個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明，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通知“現代化殖民地的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通知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落後的一方，用野蠻、粗暴、強佔的方式，來接收已經有初步現代化、法治化的社會；而台灣民間本來還懷抱著高度的期待，等候“溫暖的祖國懷抱”，但卻換來冷酷的接收劫奪，其衝突便在所難免。
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娶日本妻子，是知日派官僚，日本語講得非常好，可以溝通無礙，他也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這恐怕不是個人理想與能力的問題，而是百年來，中國的腐敗落後，戰亂頻仍，使它只能有這樣水平的官員。國民政府接收過程的腐敗貪污，侵占搶奪，民怨高漲，從東北到台灣，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這是關鍵。
生活在這歷史夾縫中的人民，尤其從十幾歲的少年成長到二十幾歲的階段，既要面對政權的轉換，語言的重來，文化的衝突，更缺乏教育、經濟、工作的機會，生命的奮鬥與掙扎，實在難以想像。
我父親的這一代人，整整一代的台灣人，就在這亂世中，奮鬥浮沈。
＊
唯一可以感到慶幸的，是國民政府為了避免大陸土地革命的歷史重演，進行土地改革。1949年起，從“375減租”到“耕者有其田”，逐步實施。我們這個當了幾代佃農的家族，終於有了自己的土地。
土地改革可以成功，國民政府可以和平、無暴力流血的完成改革，卻和1950年代開始的“白色恐怖”有關。
1974年發生的228事件，是一場從南到北的巨大武力鎮壓，一時之間，台灣民間退縮而噤聲。但實際上，反抗並未結束，所有的不滿與憤怒，轉化為地下的反抗。民間各種讀書會、反抗團體悄悄成立，南北串聯。國民政府知道自己犯了錯，派了較有文化水平的青年軍來取代原來的鎮壓不對，以緩和矛盾，但未能改變大陸內戰國民政府節節敗退的現實。
1949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敗退台灣，風雨飄搖中，從“46事件”開始，逮捕有反抗色彩的學生與讀書會成員，再加以擴大，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為原則，進行大量逮捕。起初因逮捕人數太多，來不及公開審理，只是關押，等待法院來審理。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蔣介石認為大局初定，監獄內即開始了大量的槍決。而社會上的逮捕與株連，就更為嚴重了。大量學生、醫生、文化人、知識份子遭到逮捕入獄。而日據時期有能力讀書上學的知識份子，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從1950年開始此種白色恐怖的“清鄉”，到1954年才宣告結束。據政治犯陳明忠的估計，至少死亡三萬多人，其人數遠遠高於二二八的鎮壓。
只是由於當時參與反抗的人，多是曾對228事件表示不滿的年輕人、知識份子居多，而“白色恐怖”（這是1980年代才出現，以詮釋當年事件的名詞）一詞未出現，所以人們仍以“228事件受難者”，來稱呼這幾萬個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人。
在大陸一直無法實施土地改革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可以和平順利完成土改，固然因為其與台灣地主並無太多遠遠，利益掛鉤較少有關，但當時正是白色恐怖“清鄉運動”大盛之時，許多地主家族不免有青年子弟被牽連，財產被沒收，即使無事的，看到同一個村子的青年受難，連反抗都不敢了。
一方面是反共清鄉的大逮捕，鎮壓有反抗傾向的人和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來瓦解農村革命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配合韓戰爆發，美軍西方台灣，整個局勢終於穩定下來。
在父親的記憶中，馬場、戰爭、空襲、飛機、神風特工隊、軍歌和貧困的農村歲月，以及228所帶來的政治陰影，交疊成一種難以言說的青少年時代情感。中年時，他偶爾喝醉酒，還會唱起少年時的台灣民謠《雨夜花》和日本民歌，彷彿自己是一個騎馬的少年將軍。男性的壯志與寂寞，夢想與挫折，想像與現實，難以分辨。
日本文化在他們身上留下古老的印記。父親和姑姑之間，總是以日語名字相稱。有時他們一起唱歌，會傳出童年的日語歌謠。
父親身上另有一種氣魄，那種可以極其絕決的進行決戰，至死防鏽，可以浪跡天涯，直到世界盡頭的那種氣魄，我曾認為是日本教育的遺留；但瞭解更多台灣史以後，我反而認為那是台灣人的基因中，留著彷彿尤里西斯的漂泊之血。
告別的年代
那一天的採訪，對我是很大的震撼。那一間密室，那一個充滿武財神像與關公雕像的地方，彷彿是一個人心靈最後隱藏的角落。即使他在現代性的資本市場殺伐，即使他和國際炒家在廝殺，但最後讓他得到信心的，不是資本，而是古老的神。
一種現代性金融資本的流動，一個國際性的資本戰爭，反而要靠著古老的神明來做最後的心靈倚靠，這是什麼道理？美國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我們殷商時期的武財神能預測、抵擋嗎？拿著長編的武財神，和現代武器的華爾街，要怎麼比拼？
我有一種荒謬感。但不知如何解釋。
＊
我終於再也無法挨忍的痛哭失聲了。
從未有過如此脆弱的感覺，像一個風中的稚子，在死亡的巨大空茫中，赤足走在墓地的中間，四周是荒蔓與野草，烏雲壓在眉毛上，風中的稚子沒有奔跑，因為他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他也沒有呼喊，因為不會有聲音。他只能俯首，在無垠的、無限的死亡邊界。
2018年2月19日 星期一
《中國農民調查》陳桂棣 春桃
前言 何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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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6日 星期五
《渦蟲》山本文緒 Fumio Yamamoto
渦蟲
他總像是洗髒碗一樣仔細搓洗他和我的身體及頭髮。剛開始的時候，我一方面覺得十分難為情，一方面又為他如此疼惜我這樣的身體而覺得十分感動，總之很難冷靜地面對，但現在已能腦筋全部放空地任由他刷洗我的身體。以前雖然感覺到自己被愛著，但現在我已搞不清楚是否真是如此。為什麼這個男人會如此拼命地洗別人的身體呢。
（小時候被父母溺愛肥胖，20出頭時得了乳癌的病癒者，無法回到社會，擺脫不了自己生病的心理，交著比自己小，對自己很好卻顯然無法負責的小男朋友）。
裸（好看，影像化）
我不由地口吻強烈起來。只見小健兩個眼珠瞪得圓大。我知道自己應該重新站起來，然後再度回到社會上工作。也知道雖然抱有疑問但我仍需繼續前行。但不知為什麼我就是對此感到十分不甘。即使跌倒了受傷了，還是非得在傷口癒合後努力站起來，做人就是這麼回事。我厭惡這一點。那曾幾何時已備於身體和心靈得回復力令我沒來由地感到十分恐怖。
（兩年前和喜歡傳統工藝的丈夫離婚的‘前失業狂’，藉由做小手工自暴自棄。家中電器逐漸壞掉時在漫畫店遇見前下屬產生一段關係。覺得對方沒用人倒是挺溫柔的。）
不在別處就在此處
有一天我也會變成這樣嗎。我會把扭曲的愛與執著強加在女兒身上嗎。我將電話的子機靠在耳朵，用空出的右手撿起掉落地上的頭髮，想像著自己的未來。變成這樣的或然率不可謂全無。我感覺到自己對母親有一股厭惡、恐怖與同情交織、但與這三者又有所不同的情緒正在湧現。那和對外人的感覺相近。我知道她的苦衷。也知道她的心情。但這些東西對我來講無關痛癢也沒有所謂。其實這和我對濱崎的感覺有點類似。我知道他想偷情的心情。也知道他覺得我這個涉世不深的打工主婦很好騙。另外他當初的那份好意應該也不是虛假。但這種強加於人的方式仍讓我覺得十分不快。
（因為丈夫中年失業以致要半夜去便利店打工的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疲倦中年婦女）
被囚禁者的困境
這真是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情境。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是認真而且潔癖的人，為什麼現在會在這種地方做這樣的事情呢。進公司後除了老闆之外最讓我感到棘手的就是這個男人。喔我的工作就是當製作商品外裝的工業設計師和製作內裝的工程師之間的夾心餅乾。我必須協調這頑固的兩方，還得和時間以及成本奮戰，但不管怎麼跟這個男人說，他還是老作出只重外表好看卻缺乏實用性得設計，當我正煩惱不知如何是好時，他對我提出了吃飯和上床的邀約。雖然不想承認，但我的確懷有藉由這種事情和對方拉近關係的心態。不過如果是那些神經質又不苟言笑的工程師來約我的話，我應該一定會拒絕吧。雖然和我上床後雪人還是沒有照著要求改變他的設計，但至少讓我聽到了設計那方的真心話，這對我工作上還是多少有些幫助。而實際上他到底不愧是大言不慚說自己是天才的人，和其他的設計師比起來，他的作品的確十分大膽，而且吸引旁人目光。作為在工作上各方爭搶的人材，他的收入自然也不在話下。不過最重要的是他的天真爛漫的確拯救我許多次。
這個完全不把話聽進耳裡的人，毫不客氣地摟住了我的肩膀。被陌生男人摟著的我，以疲憊的心情看著聖誕節的燈飾。
（還在讀博的無性的男友卻說要結婚，不斷外遇被公司發現，事情也做不好的女人）
有愛的明天
在開店前想像這一晚上所可能發生的事，會讓我感到一股奇妙的違和感和安心感。雖然不免覺得我的人生不該如此，但這種苦澀的感覺只會薄薄地黏貼在頭腦的最底層而已，在其上方還有某種充實和看開的甜美感覺柔嫩飽滿地覆蓋著。有時候我會覺得這種感覺就像布丁一樣，總之我每回都會做一些無聊的聯想。
（被富有的妻子離婚後，自己開了居酒屋，讓會看手相的無家可歸的女性住在家裡慢慢產生感情，知道女兒和妻子要隨著新丈夫搬去美國後對識相不住在家裡的女性求婚。）
《戀愛難民》王雅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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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為一種資源，其含義超過性行為本身。有學者直接將“性資源”詮釋成“女性資源”，因為在所有異性戀文化中，女性都被視為性資源的載體，男性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才能獲得允許與她們性交。更詳細的討論可見：Roy F Baumeister and Kathleen D. Vohs (2004) "Sexual Economics: Sex as Female Resource for Social Exchange in Heterosexual Interac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8, No.4, 339- 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