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約三十五歲，頹廢而溫柔。她喜歡把當下的生活想像成一首通往美好將來，甚至圓滿結局的序曲，而那美好的一切就會在下一季或者下下一季開始。但是她發現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她注意到現在的她老是覺得疲累，除非喝酒。但一喝酒，人就好像洩了氣似的。不喝酒的時候她消沈沮喪，這時候她會跟餐廳領班、髮型師起爭執；會斥責餐館裡看她的人；或是跟一些有金錢來往的男人吵架。她對自己的喜怒無常很清楚，也懂得隱藏 - 對那些半生不熟的普通朋友，比如坦尼森夫婦 - 而這只是許多隱藏中的一種
夏日農夫：communist neighbour
巴別塔裡的克蘭西 191 買古董的同性戀鄰居，自殺了又為他籌錢
春日的風，城南吹來的，聞起來有水溝的味道。克蘭西的窗子望得見一大片曬衣繩和香樁樹、用來堆放垃圾的院子，還有公寓背後那些光溜溜的牆面，上頭還鉗著幾扇窗戶，有的亮著燈，有的沒開燈。這份和諧，這份令克蘭西無比動容的和諧和真實，彷彿激發了他內心一些美好的東西。建造這些房子的人想必跟他有著同樣的心意。娜拉給他拿了一瓶啤酒過來，然後靠著窗子坐下。他一生中最耀眼的美女之一，不過，一個不明究裡的陌生人 - 他心裡想著，或許會注意到她的襯裙有裂縫，她的身體顯得痀僂粗重。牆上掛著一張約翰的照片。克蘭西為他兒子聰明堅毅的面孔讚嘆不已，不過，一個不明究裡的陌生人或許只會注意到這孩子戴著眼鏡，氣色不好。想著娜拉，想著約翰，想著這一份完全出自於自私的、半盲目的愛意，他決定對盧安崔先生什麼都不必說了。若是兩人碰了面就默默地擦肩而過吧。
噢，青春啊美貌啊！308 大家都不停喝酒的時代
他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把他跟隔壁花園裡那些孩子區分開來。他一直就是個年輕人哪。他一直就是個英雄啊。他一直受人崇拜，一直很快樂，一直衝勁十足，現在卻站在黑暗的廚房裡，失去了體力、衝勁、好看的容貌 - 失去所有在他不可或缺的東西。他覺得隔壁院子裡的那些人就是他當年參加的派對裡的觀眾，那裡有他的興趣和念想，然而現在都被無情的去除掉了。他覺得自己就像夏夜裡的幽魂。他心中充滿了渴望。就在這時，他聽見前面屋子裡有說話的聲音。露易絲開亮廚房的燈。“啊，你在這裡，”她說，“貝爾登他們來了。大概是來喝一杯吧。”
療癒 241 一個男人在妻子離開後陷入幻想症的故事
2020年1月1日 星期三
《離婚季節》John Cheever
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
《盧麒之死》黃碧雲
估計現在才是看的時候。1966九龍暴動和2016的旺角魚蛋革命。1969和2019。歷史不斷自我重複。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義和團 The Boxer Rebellion》Diana Preston
可能大部分是英文材料，於是筆下戲謔口氣一流。說到攻佔兩條砲台時日軍往上直衝簡直是奧林匹克即視感。這麼多國家在一起肯定各種刻板印象大歸類：日軍矮小但拼命三郎，自帶慰安婦。俄軍槍林彈雨中也不怕死站的好好的。俄軍和法軍最愛搶。德軍最愛抱怨、愛規律怕死。
中國人自己燒了古代圖書館翰林閣令人傻眼。官府各層各行其是，一些親王親洋一些官又二話不說展開大屠殺（人民倒滿愛的），最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是殺了教士全家但他們如此安靜啊。明明慈禧犯了大錯回程還是非常豪華，她面前舖的地都是平坦馨香的。
GE Morrison Letter to his Mother 莫理循書信集
北京大屠殺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 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以極端殘忍的方式被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幾百個外國人，已被殺害。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被困的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 義和團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上步槍跑過大街。” 英國《泰晤士報》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並且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行動。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的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是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築城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為什麼會第一時間捲入這場災禍。具英國首相 Lord Salisbury 不無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 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 Lou Hoover 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 Jezebel”—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總理衙門
在一個講究表面及各種儀節的國家，官署一定都是美輪美奐的典型，但總理衙門卻是例外。那是個“骯髒、無精打采、貧瘠的建築物”，康格公使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藐視外國人的證據。外國人認為總理衙門不舒適而且沒效率，是“管理國家事務最顢頇的機構”。英國外交人員斌漢（Clive Bigham）哀嘆跟總理衙門交涉有多困難：“依官階而定，你得要坐進一頂綠色轎子或是藍色馬車裡，由中國侍衛為你開路，蒙古小馬上磕磕絆絆地在骯髒的街道走上好一陣子，然後在一個尋常而骯髒的院落被放下來。”
會議在一個到處漏風的房間舉行，衙門官員會先問候外國人，再來來回回地進行無聊的詢問。斌漢寫道，“一群中國人隨意地咳痰、睡覺、講八卦。”討論外交事務雜揉了“幼稚愚蠢、糟糕透頂的外交技巧，和赤裸裸的真相。”無論外國人要求什麼，都會被客氣而迂迴地阻擋。如果一家英國公司希望建造一條“從北京到北極”的鐵路，對方就會委婉表示，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可能會感覺受傷，或者說“巴塔哥尼亞特使可能會不高興。”
現在我們安全了
無論是哪一國，這些防衛兵力的裝備並不足以面對即將發生的事件。派遣士兵的將領並沒有預期遭到圍困的時間會這麼長。他們有步槍以及每個人幾百發子彈，但是並沒有備用子彈、沒有重型武器，機關槍只有三支—英國人有一支多管、口徑四五毫米的諾登費爾特（Nordenfeldt .45），它相當老舊而且脾氣不穩定，莫理循討厭它“每發射四輪就會卡彈”；奧國人有一支馬克沁機關槍（Maxim）；美國人有一支輕型柯爾特二三六（Colt 236）。唯一的大砲是義大利人帶來的小型一磅砲，而且他們只有一百二十顆砲彈。俄國人本來想帶一支重型十二磅砲，但卻不小心留在天津火車站，也許是在爭吵英國兵力規模的時候。雖然沒有大砲，但是砲彈倒是記得帶上了。
援軍的困境
這段旅程也讓西摩爾見識到，普通中國人看到洋人時的驚恐感：“我們多弄到一、兩艘中國戎克船來載運傷兵，我派了幾個人上船去檢查並做準備，他們才一踏上甲板沒多久，本來關起來的船艙口就立刻打開，跑出一些婦女小孩，縱身就往河裡跳，簡直就像無聲啞劇一樣。她們寧願溺死，也不願落在‘洋鬼子’手裡。有些士兵跟著跳下河去把她們撈回來，但是西摩爾發現這樣會讓對方不解、也會引起不安。
能打仗才能有資格談和平
麥美德察覺到，英美兩國雖然經常互罵“死美國佬”、“臭英國水兵”，但是二國幾乎一體。她擔心的是，俄國對英國有強烈敵意；德國人行為陰沈又不合作，而且仍然憤慨於克林德之死；日本人則是有強烈地親英反俄情緒。英國上校 Gordon Casserly 跟麥美德一樣認為英美之間有情誼，英美士兵都會稱其他歐洲軍人是 dagoes（對南歐人之貶稱），不過，他們還是會分辨歐洲各國人，因此就有“青蛙呆哥”（因法國人吃青蛙肉）“酸菜呆哥”“通心麵呆哥”“伏特加呆哥”這些稱呼，不太需要懷疑、一聽就知道是指哪國人。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車諾比的悲鳴 Voices from Chernobyl》亞歷塞維奇
- 不停開玩笑
- 太太剛離開他的清理人，一直只想著太太和別人睡了的事
- 隔離區深深吸引外國記者，他們不停回去，因為“有活著的感覺”
- 輻射太強會失去嗅覺
- 悲傷的驅動力比幸福更強
- 蘇聯解體後，很多無家可歸的前蘇聯國家蘇聯人逃亡車諾比，建立自己的城市
《我們為什麼記得》
記得托爾斯泰怎麼寫的嗎？皮埃爾經歷過戰爭，覺得很震撼，他以為自己和全世界永遠為之改變，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告訴自己：“我還是像從前一樣對巴士司機大叫、咆哮，就像從前一樣。”如果是這樣，人又為什麼要記得？為了確定真相？還是為了公平？所以他們可以釋放自己，然後遺忘？是不是因為他們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或者他們想把自己隱藏在過去裡？而記憶又如此脆弱短暫，那種知識實在太不精確，只能說是臆測，顯露出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算不上知識，更像是各種情緒。
《回來的人》
“如果你不和他們一起玩，你就輸了。一個烏克蘭女人在市場叫賣大紅蘋果：‘來買蘋果唷！車諾比的蘋果！’有人勸她不要這樣宣傳，沒有人會買。‘別擔心！’她說：‘還是有人買，有些人要買給丈母娘，有些買給老闆。’”
《士兵合唱曲》
那個地方會顛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條理都被打亂。女人擠牛奶，旁邊站在一個士兵，確保她擠完後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婦人拿著一籃雞蛋，旁邊一名士兵陪著她走，看著她把蛋埋起來。農民細心呵護他們寶貴的馬鈴薯，偷偷摸摸收成，其實他們應該把馬鈴薯埋起來。最糟糕的，也最令人費解的是一切都那麼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瘋狂，包括我們的在內，我再也不會看到那種表情。
《月光下的風景》
我突然開始思考，到底是記得還是遺忘比較好？我問我的朋友，有些人忘記了，有些人不想記得，反正我們也無力改變什麼，連離開都做不到。
我記得事故發生後沒幾天，圖書館所有關於輻射、廣島或長崎，甚至關於X光的書都消失了。有些人說那是上級的指示，這樣民眾才不會驚慌。還有人開玩笑說，如果車諾比在巴布亞附近爆炸，全世界的人都很擔心，只有巴布亞人不害怕。沒有醫療公告，什麼資訊都沒有。一些有辦法拿到碘化鉀的人（這裡的藥房買不到，得透過人脈），用酒吞下一大堆碘片，得上醫院洗胃。後來我們發現一個準則：只要是有麻雀和鴿子的地方，人類就可以生活。有一次我搭計程車，司機不明白鳥兒為什麼不朝車窗撞來，好像瞎掉一樣。那些鳥不是瘋了，就是打算自殺。
有一次我從外地出差回來，看到路的兩側都覆蓋了白雲石，一直延伸到地平線最遠處，月光照在上面。他們移除、掩埋含有輻射的表土，鋪上白雲石砂，那不像地球上的景觀。那個畫面折磨了我很久，我寫了一篇小說，想像這裡一百年後的模樣：一個人，或是一個東西，用四隻腳奔馳，牠彎著膝蓋，踢著修長的後腿前進，到了晚上可以用第三隻眼睛看，唯一的耳朵長在頭頂，連螞蟻走路的聲音都聽得到。只剩下螞蟻，其他飛禽走獸都死光了。
我把小說寄到雜誌社，他們回信說這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描述一場惡夢。也許我的才華不夠，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刊登還有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每個人都對車諾比保持沈默？為什麼我們的作家不書寫關於車諾比的事？他們描述戰爭和集中營，但是對於這裡，他們很沈默。為什麼？你覺得那是意外嗎？如果我們戰勝車諾比或了解車諾比，人們就會談論、書寫它，但是我們不了解其中意義，無法把它放入人類的經驗或事件的框架中。
所以怎麼樣比較好？記得還是遺忘？
Yevgeniy Aleksandrovich Brovkin, 哥麥爾州立大學講師
《耶穌死亡時牙痛的人》
我很喜歡一個作家，叫做 Leonid Andreyev，他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名叫約拉薩路的人死而復活，但從此後就與世人格格不入，永遠無法像其他人一樣，雖然耶穌基督讓他復活。
《關於戰爭電影》
所以我才不想記得隔離區的日子。我想出各種解釋，但我就是不想打開那扇門，我想了解在那裡關於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實的，什麼不是。
...... 我也拍攝了疏散過程，他們先撤離小孩，讓他們坐上大巴士。我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拍攝戰爭電影常見的場景，人們的舉止也很像電影的畫面，如同很多人喜歡的《雁南飛》裡的場景，一滴眼淚，簡短的告別。原來我們都在尋找熟悉的欣慰模式，希望呈現出那個時刻該有的樣子，符合我們記憶中的模樣。女孩對媽媽揮手的方式就像在說：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們會勝利！
...... 我曾經拍攝待過集中營的人，他們都儘量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了解那種感覺，聚在一起、回想戰爭會有些不自在，共同經歷過那種屈辱，目睹人在最惡劣情況下是什麼模樣的人會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不太想講我在車諾比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義的概念都是相對的，在極端狀態下，人的表現不會像書裡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發現世界末日時，邪惡的機制也照樣運作，人們仍然說三道四，拍大官馬屁，帶著他的電視機和醜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關於新國度》
我們通常會保持沈默。我們不會大吼大叫也不會抱怨。我們一直都很有耐心。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去敘述。我們害怕談論這些事。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經歷，衍生的問題也不尋常。這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車諾比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嗎？在這裡沒有人會說自己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我們都自稱為車諾比人。“我是從車諾比來的。”“我是車諾比人。”就像是另一個種族一樣。是一個新的國家。
《關於書寫車諾比》
第一隻狼狗出現了，是那些跑到森林裡的家犬跟狼的後代。這些狼狗體積比狼大，對牠們招手卻視若無睹，牠們也不會怕人或是怕光，獵人學狗叫，牠們也沒有反應。野生的貓早已集結成群，開始會攻擊人類。牠們想要向我們復仇。牠們的記憶已經消失了，牠們不記得自己地位曾在人類之下，還曾被馴養。對於我們而言，消失的則是現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
《人民的聲音》
我們從早到晚都在外面鏟土。當我們回家時，卻意外地發現商店仍然在營業，女人們開始購買褲襪跟香水。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戰爭的氣氛了。尤其是忽然間出現了排隊人潮在購買麵包、鹽巴和火柴，更加深了這個氣氛。大家都忙著將麵包脫水成為餅乾。雖然我是在戰後出生的，但是我很熟悉這一切。我已經可以想像我會怎樣離開我的家，我跟孩子們會怎麼被撤離，我們會帶些什麼東西走，給母親的信會寫些什麼。雖然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日常生活卻可以如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電視上仍播放著喜劇。我們知道該如何在恐懼中生活，這是我們的天性，在這一方面沒人能比得上我們俄國人。
*
軍隊進入村莊後會開始撤離居民。街道上很快地便充斥著軍事器材：裝甲運兵車、蓋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甚至還有坦克車。居民是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離村莊的，這樣的氣氛充滿壓迫感，特別是對那些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說。剛開始時，人們抱怨俄羅斯人 - 是他們的反應爐，所以是他們的錯。然後漸漸改口為：“都是共產黨的錯。”
車諾比時間常拿來與戰爭相提並論，但是前者嚴重多了。戰爭是人們可以理解的。而車諾比呢？人們啞口無言。
*
電視上開始播放這些片段：一個老奶奶正在擠奶，將擠好的奶裝到罐子裡，一位記者帶著軍用的輻射劑量計來測量牛奶，然後旁白會說，“看吧，一切都沒有問題，這裏離反應爐只有十公里遠。”電視還會播出人們在皮里亞特河畔游泳、曬太陽的畫面，遠方則可以看到反應爐跟冉冉煙縷。旁白會說：“西方想要製造恐慌，塑造有關這次意外的謊言。”然後記者會再次拿出輻射劑量計，測量盤子上的魚、巧克力條或者小販賣的鬆餅。這些全都是假的。當時軍用的輻射劑量計是設計來測量環境的輻射量，而非測量單一物品。
這種程度的謊言，這類天大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已與車諾比密不可分。只有在戰爭時，政府才會說出這種程度的謊言。
《關於死亡的陰影》
我想要牢記所有的一切，所以我開始攝影。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們才安葬了一個去過那裡的朋友。他死於血癌。我們為他守夜，依蘇聯的傳統喝酒。然後又滔滔不絕地聊到午夜。剛開始時談論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之後呢？我們又談起了國家的命運跟宇宙的法則。俄國軍隊會不會離開車臣呢？會不會有第二次高加索戰爭？還是已經開始了？季里諾夫斯基有沒有可能當上總理？葉爾欽會不會再次連任？我們還談起了英國皇室的黛安娜王妃，俄國的君主政體。談起了車諾比跟各種推測。有些人聲稱外星人知道會發生災難而前來幫助；有些人說這其實是一場實驗，接下來出生的小孩將會有過人的天份。又或許白俄羅斯人會滅絕，就像斯基臺人一樣。我們都是玄學家，早已脫離這個俗世。我們只生活在夢中、活在高談闊論裡。你一定要在這平凡的生命中增添些什麼，才能使一切變得合理，就算是在死亡的邊緣也一樣。
2019年11月2日 星期六
《Hot Milk》Deborah Levy
Rose was quiet for a change and not as resentful as usual. That was my mother's main expression: slightly resentful, a whiff of resentment, not personally against me (though there was that, of course) but a vague sense of grievance against the world.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二手時代》亞歷塞維奇
啓示錄的慰藉
41
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打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打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底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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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1990年代，我絕不會說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反而認為那是個讓人噁心的世道。大家的腦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有人承受不住就瘋了，精神病院人滿為患。我到那裡去探望過朋友，有人高喊：“我是史達林，我是史達林！”另一個大叫：“我是別列佐夫斯基！我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們那個病區全都是史達林和別列佐夫斯基。大街上總是發生槍擊案，殺人案數量很多。每天都有人火拼，忙著弄錢或把錢弄到手，汲汲營營，搶在其他人之前。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鋃鐺入獄，從寶座到地下。另一方面，太嗨了，一切都在你眼前發生。
104
我遇到一個鄰居，她說：“因為有了一個德國咖啡機而開心，實在不好意思，但我太幸福了！”但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還徹夜排隊購買阿赫馬托娃的詩集，現在卻為一個咖啡機而瘋狂，為了一些破東西而開心。他們與黨證分手，就好像和什麼廢棄物告別似的。雖然很難相信，但是幾天之內真的一切都變了。就像你在回憶錄中讀到的，沙皇俄國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蘇聯的共產主義也一樣，都是幾天而已。人的腦袋還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紅本黨證藏起來，用各種形式保存著。不久前，在一個朋友家裡，他們從牆壁的夾層中找出列寧半身像給我看。他們都在保留著，以為說不定突然間又可以拿出來了。共產黨一旦回來了，他們就會第一批戴上紅色領結。我的書桌上放著幾百份退黨聲明，很快就當垃圾運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爛。我保存了一兩頁紙，總有一天有人會找我，要我把它們送交博物館。
166 克林姆林宮的N
“......這裡邊有沒有故事？給您一個爆炸性的事實，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追逐腥羶，死亡也是商品，什麼東西都有市場。庸人也將樂不可支地給自己噴灑腎上腺素，帝國可不是每天都能崩塌的。人人的嘴巴中滿是污穢和鮮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國元帥以自殺結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宮的暖氣柵欄上自縊的......
連槍都沒開，算什麼政變？軍隊狼狽地逃離了莫斯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捕後，他預料到他們很快會追捕他，給他戴上手銬。在總統所有的助手和顧問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變” - 公開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觀望。官僚機構是一部有操縱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機器，哪裡有原則？官僚從來沒有信仰、沒有原則，沒有這些模糊的形而上學。重要的是坐穩位子、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以前是怎麼進貢羔羊快夠的，以後也會繼續這麼做。官僚主義是我們的坐騎。列寧說過，官僚主義比鄧尼金還可怕。官僚主義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個人忠誠，不要忘記誰是你的主人、餵你的手是誰的手。委員會的真相沒有人知道，每個人都在撒謊。如此而已...... 其實是玩了一個大把戲，它的秘密動機和所有參與者，我們全都不知道。戈巴契夫是謎一般的角色，當他從福羅斯回到莫斯科時對記者說了什麼？他說：“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事情的全部。”他絕不會說！也許這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以。數十萬人的示威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再也很難維持正常狀態了。阿赫羅美耶夫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只是不能接受，將會很快發生的一切 — 蘇維埃制度、偉大的工業化、偉大的勝利全都會被踩平，澆灌上混凝土。最終阿芙樂爾號並沒有開砲，冬天的狂飆沒有出現。
大家都痛罵時代，現在的時代卑鄙、下流、空虛，填滿了抹布和錄音機。偉大的國家又在哪裡？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今天沒有戰勝任何人，加加林並沒有飛上太空。
......人都喜歡聽宮廷秘史。我來告訴您另一件事吧。證人也是可操控的。他們不是機器人，電視就可以操控他們，還有報紙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誰說的是真相？所以我認為應該由專業人員 — 法官、學者、牧師等，尋找真相。其餘所有人不是陷入權力野心，就是感情用事。我讀過您的書，您不該這麼相信人類，相信人的真相...... 歷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寫，而是時間在寫。關於人的真相，就像是一個掛鉤，每個人都可以去掛自己的帽子。
235 89歲老黨員，1922年入黨
他們把我關進普通牢房，一間牢房裡關押著五十個人，每天只能放風兩次。其餘時間？該怎麼向女性細說這種事？在監獄入口有一個大桶子...... 你們去試一下，坐在那兒，當著眾人的面拉屎！吃的東西就是一盤子鯡魚，但是不給水喝。牢房裡有五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日本間諜，還有一個不識字的農村老頭 — 他是因為馬廄失火被抓起來的，還有一個大學生是因為說政治笑話。牆上掛著史達林的相片，喇叭裡播送著關於史達林的報告，合唱團在唱史達林的頌歌，藝術家朗誦史達林的誦詩。這是什麼場合？是紀念普希金去世一百週年的晚會。那個大學生被判處十年勞改，且不得與人通信。還有一個司機，他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長得像史達林，確實長得太像了。還有一個洗衣房管理員、一個剃頭匠 — 他不是黨員，還有一個打磨工人。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不過也有一個民俗學家。有天晚上他講故事給我們聽，童話故事，所有人都來聽。檢舉這位民俗學家的是他自己的母親，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在他被轉押別處之前，只有那麼一次，母親託人給他送來了一包菸。是啊，一個老社會革命黨人幸災樂禍地說：“我真開心，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居然也坐在這兒，和我一樣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個反革命！我當時以為蘇維埃政權沒有了，史達林也不在了。“
268
“我們市裡有一座榮民之家，裡面都是些斷手缺腳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有軍功章。上頭允許他們住到老百姓家裡去，這是政府的決定。周圍的女人早就渴望男人的愛撫了，紛紛趕去接他們，有的推著獨輪車，甚至有的推著嬰兒車。女人都希望家裏有男人的氣味，希望院子裡的晾衣繩上掛著男人的衣衫，所以他們很快就把男人都搶回家去了。但是這些人不是玩具，也不是在拍電影。你試試和這種男人相愛一下吧。他們很凶惡，很容易受傷害，他們知道自己被出賣了。”
332
如果我走進一個正常的房子，一個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裡悠遊自在，我就會想：“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湯匙、叉子和杯子......“我總是被最簡單的事情難住，很簡單的東西。例如，為什麼要有兩雙鞋子？我對於那些東西都無動於衷，對日常生活沒有要求。媳婦昨天打電話過來：“我在找一個棕色的瓦斯爐。”廚房裝修後，她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換成棕色的，傢俱、窗簾、餐具，一切都按外國雜誌上的擺設；還要在電話機上掛個鐘錶。她按照廣告和報紙裝修公寓，一切都是在《買賣》雜誌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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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赫魯雪夫時代，他想離開這裏，但上級不允許。所有人都簽字保證過不會洩漏國家秘密，不管是坐牢的還是抓人的，或者是看守的。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他還聽說，就連押送囚車的人也不能夠放回去。表面看起來，他們在這裏可以免遭戰爭之災，但實際上，如果是去打仗，他們還可以重返家園，但在這裏卻永遠不能回去了。進入了禁區，進入了系統，就把他們吸進了無法回頭的地方。服刑和服役期滿後，只有黑幫和罪犯才離得開這些倒霉的地方。留下來的人，走不了的人，後來就都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同一棟房子或同一個院子裡。“唉，我們的生活，就是活受罪啊！”他重複說。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件事，坐牢的人如何密謀要勒死一個從前的守衛，因為那傢伙就是個禽獸。他們假裝喝醉酒打架，把對方按到了牆邊。他父親一直喝悶酒，喝醉了就哭：“他媽的！一輩子都把舌頭夾上了。我們全都是最小的沙子而已。”深夜，草原上，我們兩個人一起出去 — 一個是受害者的女兒，和誰的兒子呢？該怎麼稱呼這種人？稱他劊子手？充其量不過是個小劊子手。但是，沒有小劊子手就沒有大劊子手。他們是需要大量做髒活的人。反正，我們在這裏相遇了。我們都談些什麼？說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父母親的事，他們一直到死都緘口不言，帶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但是顯然的，我抓住這個傢伙，強烈地激起了他的趕上。他告訴我，他父親從來沒有吃過魚，因為據他說，這海裡的魚是吃人肉長大的。把一個人赤條條地拋進海裡，幾個月之後就只剩下骨頭了，白白的骨頭。他從哪裏知道這個的？他父親清醒時沈默不語，喝醉的時候就痛罵，說自己做的是文管職務，說自己的雙手是乾淨的。他的兒子也很想相信這一點。那為什麼不敢吃魚？魚令他作嘔。父親去世後，他找到了證明父親在鄂霍次克海邊服役過幾年的檔案，那裡也有勞改營。他喝醉了。全都說出來了...... 他直愣愣地盯著我看，好像神志又清醒了。清醒且害怕，我明白他是害怕了。他突然又惡狠狠地喊了一聲。在這個人的靈魂中，深埋著太多的受害者。夠了！我明白了，他們有家人，他們有孩子。雖然家人和子女並沒有簽過保密文件，但他們自己很明白，仍舊必須管住自己的舌頭。臨別時，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沒有伸出手。
345
我給兒子讀索忍尼辛，他一直在笑。...對他來說，一個人被指控為三個情報機構的間諜，就已經是夠荒謬的玩笑了.... 他永遠不會理解我和我的母親，因為他一天也沒有在蘇聯生活過。我、我的兒子、我的母親，我們是生活在不同的國家，雖然都是俄羅斯，雖然是一家人，但我們彼此之間是一種畸形的關係。畸形得可怕！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騙了。
346
我們的上一輩，我的母親，他們很想聽到的是，自己經歷了一種偉大、不平凡的生活，他們深信自己的信仰有價值。但他們真正聽到的又是什麼？四面八方都在說。他們的生活都是屁，除了導彈和坦克，他們一無所有。他們時刻準備回擊任何敵人，如果能夠擊退的話！但是，一切還不需要戰爭就全都崩潰了。沒有人能明白這是為什麼。人需要思想，但是卻沒有學會思考。大家只記得恐懼和談論恐懼。......從計程車司機到辦公室職員，從國家級演員到學者，如今所有人都陷入一種物理性的孤獨感當中。生活完全改變了。現在的世界按照另一種方式被劃分：不是白軍和紅軍，也不是誰坐牢誰看押，誰讀索忍尼辛誰不讀，而是誰買得起誰買不起。您不喜歡嗎？不喜歡...... 這是很明顯的事，我也不喜歡。您，甚至還有我，我們曾經都是浪漫主義者，或說天真的六零年代菁英？一群真誠的人。我們相信，我們的共產主義失敗了，俄羅斯人現在急切的要學習自由，學會生活。...... 而不都是滿眼都是戰火、燃燒，不想總是舉著火把與斧頭奔跑。不，我們就是想要簡單的生活，想和其他人一樣，但是法國和摩納哥那種生活，是我們無法企及的！給你土地，但是可能收回；允許做買賣，但可能因此入獄。工廠會被沒收，商店會被迫關門，這種恐懼還是時不時刺激著小腦，糾纏著我們。要知道，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的歷史啊？必須要賺錢，還要快點賺到錢。沒有人會去想什麼大事業或宏偉的計畫，人們實在是厭倦了這些偉大志業！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普通的平凡人。
空虛的魅惑
367
“我生長在一個反動者的家庭，在反動者的廚房裡聽大人說話。我的父母和薩哈羅夫很熟，傳播地下出版物。我和他們一起度過格羅斯曼、金茲堡、多甫拉托夫，聽“自由歐洲電台”。所以，當1991年到來時，我當然站在白宮前的人鏈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了不再回到共產主義。我的朋友裡沒有共產黨員，我們都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看成是恐怖主義，等同於勞改營和囚籠。我們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死了，永遠死了。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走近兒子的房間，看見他桌上放著馬克思的《資本論》，書架上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馬克思主義回來了？這是惡夢嗎？到底是夢境，還是現實？兒子在上大學，他有很多朋友。從他們在廚房喝茶時的談話中，我聽到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又合法了，又流行起來了。孩子穿著印有切格瓦拉和列寧畫像的T恤。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都是徒勞。”
414
“俄羅斯的生活就應該是不幸的、貧寒的，那樣靈魂才能高尚。它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屬於這個世界，越是骯髒和血腥，靈魂越能得到自由......”
471
為了弄明白一些東西，痛苦是難免的。如果沒有痛苦，你又如何能理解？理解必然是伴隨著痛苦的......
544
離婚？法官問：“為什麼你們要離婚？”“因為對生活的看法不同。”“丈夫酗酒？打人？”“既不喝酒也不打人。總之，我丈夫是個非常出色的人。”“那您為什麼要離婚？”“不愛了。”“這不是正當理由。”法院給我們一年的時間再仔細想明白。
男人都嘲笑我。有人建議喔把她趕出家門，送進瘋人院。她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啊？每個人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惆悵，就像瘟疫一樣，會襲擊所有人。你坐在火車上，遙望著窗外，卻無法排解苦悶。周圍不乏美麗的人事物，卻不能吸引你的目光，淚水難以抑制，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使得，這就是俄羅斯式的惆悵與苦悶。就算是擁有了一切，還是會覺得缺了什麼。然後就這麼活著，試著忍受一切。她說：“尤拉，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雖然在監獄裡，但我需要他，我愛他。要是你不放我走，我就會死。我會按規矩做好一切，但我會死的。”命運，它就是這麼個東西。
570 10月29日白俄羅斯選舉後示威/鎮壓
“只要恢復集中營，就不愁找不到警衛，因為這種人遍地都是！我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說話一激動就會噴口水。他們全都像夢遊一樣，恍恍惚惚的，忽左忽右地打人出氣。有個男人倒下了，他們就用盾牌壓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們都跟巨人一樣高大，每個人都有八十到一百公斤重，養得又肥又壯。鎮暴警察和特種部隊都是這種大塊頭，就像伊凡四世的禁衛軍。老實說，我不願意去想，他們這樣做都是自願的，我盡全力不讓我往這方面去想。這只是工作，他們也要吃飯，這些小夥子。他們大都只有高中學歷，但收入卻遠遠超過大學教授。以後還會一直這樣下去，這是一定的。萬一日後追究起來，他們都會說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什麼都不知道，完全是無辜的。他們今天就已找到了一千個藉口：誰來養活我的家人？或是我就職時宣示過的，或是我身不由己等等。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都做得一點也不勉強。”
572
我買了回家的車票。在城裏讀書時，我很想念我的村子。或許應該說，我想念的是童年時的那個村子。當時爸爸總是帶著我去取蜂蜜，他會先用煙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們。小時候我很好笑，以為蜜蜂也是一種鳥。現在我還喜不喜歡我們的小村子呢？年復一年，村子裡的人照樣過他們的生活：跪在地上用鐵鏟挖菜園裡的馬鈴薯、喝自家私釀的酒。他們每天喝酒，一到晚上連半個清醒的人都找不到。他們投票支持盧卡申科，為蘇聯解體而惋惜，為戰無不勝的蘇聯軍隊惋惜。在公車上，有個鄰居坐在我旁邊，他醉醺醺地大談政治：“我真想痛打那些腦殘的民主份子，或許他們收到了什麼好處？說實話！真該把這些人都槍斃了。美國必須為這一切負責，尤其是希拉蕊克林頓...... 但我們是堅強的民族，我們禁受得起改革的苦難，我們也一定能挺過革命的戰亂。我從一個聰明人那裏聽說，這場革命是猶太人策動的。”公車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會比現在更糟糕的了。打開電視，全世界都在轟炸，沒半刻安寧。”
580
亞歷塞維奇：這一切都是因為恐懼而起。面對這個嶄新的現實世界，我們還沒做好準備，所以才會覺得惶恐無助，因而產生了恐懼。就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我們覺得最好的防禦之道：以曾經的神話來拼湊我們的世界拼圖，而不是過去曾發生的事件。因為在大歷史的脈絡下，我們個人的小歷史是可以被拋棄去除的。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可以輕易地融入這個世界，集體意識曾這麼期盼過：我們也會有這樣的櫥窗、這樣的商店。民眾以為，只要努力追趕，便能達到世界菁英領袖的水準。但後來才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這麼容易，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項大工程，需要的是大量的自有人類，這是我們所沒有的；同時也需要自由思維，這同樣也是我們一向欠缺的。原來我們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遠離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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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義的責任也是需要探討的課題。我相信，該除去的不是人，而是應該和思想主義一搏。我在歐洲住了很久，那裡的作家、戲劇工作者和藝術家都不會把自己關進象牙塔裡，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揮灑表現。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大小事，他們的討論從來不曾間斷。尤其是德國，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過與我們更接近的經驗。德國人很清楚，人類的天性是需要畏懼的，不論多麼兇殘的野獸都可以制伏，但人類的心魔卻比野獸還要可怕，還要難以馴服。而與這些人形魔獸的戰鬥，不只是文學的社會責任，也不只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以前我比較關注的是集體思想，和不受人類控制的強大力量，比如戰爭和車諾比事件。而現在我最關心的，反而是個人靈魂在不同境遇下會有什麼反應。我認為世界將會朝這個方向移動。”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鱷魚手記》邱妙津
2
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他最愛的就是那個像他“原型”的女人。雖然我是個女人，但是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一個“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凍瀕死之際升起最美的幻覺般，潛進我的現實又逸出。我相信這就是人生絕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對生命最勇敢也最誠實的大學時代，只相信這件事。
如今，不再相信，這件事只變成一幅街頭畫家的即興之作，掛在我牆上的小壁畫。當我輕飄飄地開始不、再、相、信，我就開始慢慢遺忘，以低廉的價錢變賣滿屋珍貴的收藏。也恍然明白，可以把它記下了，記憶之壺馬上就要空，恐怕睡個覺起來，連變賣的價目單都會不知塞到哪兒。
像雙面膠，背面貼上的是“不信”，同時正面隨著黏來的“殘忍的斧頭”。有一天，我如何首次寫成自己的名字一樣，認識了“殘忍”：殘忍其實是像仁慈一樣，真實地存在這個世界上，惡也和善具有同等的地位，殘忍和惡只是自然，它們對這個世界掌握一半的有用和有力。所以關於命運的殘忍，我只要更殘忍，就會如庖丁解牛。
揮動殘忍的斧頭 — 對生命殘忍、對自己殘忍、對別人殘忍。這是符合動物本能、倫理學、美學、形上學，四位一體的支點。二十二歲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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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對我犯罪，用從前的話說是“該被我處死”，用後來的話說是逼我發生“結構性的革命”。水伶。我犧牲了僅剩存活的可能性，之後之外的，就是不堪的更不堪的更不堪的...... 。被除數越除越小，但永遠除不盡，除式已然成立。
189
有時，有些悲哀與痛苦的深度是說不出的，有些愛的深度是再愛不到的，它在身體內發生後，那個地方就空掉了。回頭看，所有的皆成化石，頭腦給它訂深度，設法保存，腦裡嗡鳴一段時間後，車化石谷的風景畫也空成一片。
“人最大的悲哀是失去曾經有過最大渴望的欲望。”
244
活在世間對待愛情的態度，與其說是圓成一個理想永恆的愛情想像，毋寧說是去面對一個又一個荒誕殘缺愛情意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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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經驗一
“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已經死了。從少年時代留下來的那些氣質；過份緊張，過份敏感，過份自我意識，以及高傲和理想，這一切都隨著那次事件而消失了。好像我最後終於失去我的天真，雖然比一般人遲些。像每個年輕人一樣，我也曾經目光擺得很高，充滿我自己所不甚了解的熱情和罪惡。”
死亡經驗二
“我不再認為我是不快樂的人了，相反地，我知道我有‘困難的問題’，這就是一種樂觀的方式了，因為問題總是有解答的，而不快樂，就像是壞天氣那樣，你是無能為力的。一旦我認為，這一切將得不到答案，甚至在死亡中也得不到，那麼我就不太管我快不快樂了，‘問題’以及‘問題的問題’就不存在了。這也就是快樂的開始。”
《天才 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A. Scott Berg
許多細節但不算太精彩。最有收穫的大概是作家創作生命起起落落，某些人有才華卻被健康和現實條件控制，有些人你以為他不行了他竟然多年後又寫出巨作（Max Perkins 去世前以為海明威已經再也寫不出了，然而他死後七年他寫出了《老人與海》得了諾貝爾獎，真是鬥長命。）許多作家“普通人”生涯 - 緊張寫不出、寫不好、拖拖拉拉、感情用事 - 許多細節，還以為有 Raymond Carver 原來完全是錯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