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8日 星期六

《里斯本之夜》Erich Maria Remarque

“有一天晚上,有了一項縈繞已久的念頭。有了這本護照,我可不可能回到德國去?它幾乎天衣無縫,國境上為什麼會有誰猜疑它?我又可以見到太太了。就能壓下去關於她的害怕,我就能......”

舒華茲望著我:“你一定懂這種感覺,純純粹粹的難民膽戰心驚,胃裡、喉嚨裡、和眼睛後面的發緊。多少年以來,一直試圖埋掉的每一件事情,竭盡全力要忘掉的一切一切,就像瘟疫般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又都活生生的了。對難民來說,記憶是一種致命的絕症,是他三魂七魄上的癌症。

“我力圖把這種想法壓下去,不住地去看那些和平、寧靜的油畫,西畢勒的畫啦,畢薩諾的畫啦,瑞瓦的畫啦,在博物館裡一待就是幾個鐘頭 - 可是這時卻對我有了反效果。這些油畫不再慰藉我了 - 它們開始吼叫著、喝問著、提醒著我...... 一個還沒有被褐色痲瘋病所擄去的國家;夜晚的街道,盛開的紫丁香花夾道成垣;舊城金色的夕陽;燕群繞著綠色的鐘樓,飛翔 - 和我太太。

“我是個普普通通的人,沒有任何特異的稟賦。像大多數男人般,同太太共同生活了四年:平平靜靜、快快樂樂,但卻沒有很大的熱情。我們的關係頭幾個月後,成了所謂的好姻緣 - 這種關係是兩個體諒的人,而並不期望太大。我們的夢想屬於過去,但並不懷念它們;我們都通情達理,彼此非常親愛。

“這時,我在新的光度下看一切事情,責備起自己來;我們的婚姻這麼平平凡凡,都是我的罪過,把一切事情都弄擰了。過去為什麼而活呢?現在我在做些什麼?我已經爬進了一個洞裡,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還要繼續下去多久?結局會如何?戰爭會發生,德國志在必勝,沒有一個別的國家有充分的準備。那麼怎麼辦?即令假定我那時有時間、有力量,還能往什麼地方爬?會餓死在什麼集中營裡?如果走運的話,給槍斃掉時會靠在什麼牆上?

“應該給我帶來平安的護照逼得我絕望,在大街小巷中晃蕩來晃蕩去,一直到被人疲倦得要死為止。可是我睡不著,等到我一闔眼,那些夢又使我醒過來;我見到太太在秘密警察的地牢裡;在我所住的大酒店院子裡,聽見她的喊救命聲;有一天我一走進“玫瑰咖啡館”,認為就在門對面的鏡子上,見到了她的臉容,她轉面對著我有一陣子 - 白白蒼蒼的臉孔,淒淒涼涼的眼神呵 - 然後便消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十分有把握她就在那裡,便跑進後面的屋子裡。像往常一樣,滿屋子的人,她卻不在其中。

“有好幾天我都失魂落魄,想到她已經到了巴黎來找我;有好幾十回我看見她在角落上拐彎;瞥見她坐在‘盧森堡公園’的一條長椅上,我一走過去,卻是一個陌生的臉孔驚訝地仰望著我。就在人車的洪流在‘協和廣場’正要再度起步時,她在那裡越過,這一回準定是她了 - 她的步態,收起肩部的姿態,我甚至看出來她穿的衣服,可是等到交通警員終於攔住了車輛的洪流,我才能在她後面追上去時;她卻消失了,被地下車黒黒的深淵一口嚥了下去。我跑到下地道的階梯邊,正好見到這列地下車揶揄的車尾燈,正向黑暗中退去。

“我傾訴給一位朋友聽,他的姓名是‘敗家’,正在幹股票買賣,從前是布勒斯勞市的醫師。他勸告我不要太多的時間裡孑然一身,說道:“替你自己找個女人吧。”

“這碼子事幫不了忙,你曉得這些風流事兒都是由悲傷啦、孤寂啦、畏懼啦所產生的。一個人熱切要追求人性的溫暖啦、一個聲音啦、一個身體啦 - 一覺醒來卻是在一間陌生的、可怕的房間中,覺得就像是落出了人世以外。在寂寥中,你對身邊的鼻息很感謝 - 可是這時你的想像力又開始活動了,一會兒以後,什麼都沒有留下來,只有斥罵自己的醜惡感。”

“現在我談到它,聽起來全是荒唐和矛盾,當時卻截然不同。我的一切奮鬥努力,只加在一件事兒上面 - 我得回國去;得回國去再見到我太太。她很可能同什麼人住在一起,只有天曉得有多久了;那不要緊,我一定要見她一面,對我來說,似乎那是實實在在理所當然的事兒。”


“那天晚上星星完全出現,夜色靜得似乎聽得見植物的生長,在危險的時,視力就開始有了不同的形式。眼睛並不是有特異的聚焦力,而是擴及全身的什麼東西,就像你能用皮膚看得到似的,尤其是晚間。你的聽覺也分散進入了皮膚,似乎連最輕輕兒的聲響都‘看’得見。你把嘴巴張開靜聽,似乎嘴巴也看得見、聽得著。

“我決不會忘了那一天晚上,每一根神經都很警覺,所有的感覺都儘量發揮。我準備任何事情的發生,都絕對不帶一點害怕。覺得自己就像是過一座高橋,從生活中的這一岸到達另一岸去;也知道這一道橋,會在我身後像銀煙般消去,永遠無法回頭。我由理智經過而到了感覺,從安全到了冒險,從理性而到了夢境。我是絕對孤零零的一個人,不過這一回我的孤獨並不是一種折磨,它有一些神秘性。


“她站住不動了:‘待好久?’
“‘我不知道,’我說道:‘我從來沒有本領往以後想;我只曉得的是要見到你,一陣時候,我一定得回去。’
“‘越過邊境嗎?’
“‘當然啦。’
“她低下頭來繼續往前走;我想到;現在我應該非常快樂了吧,卻沒有那種感覺。一直到了後來才真正感受得到。現在 - 現在我才知道,當時我非常快樂。”


“她問道:‘Joseph,為甚麼你又回來了?’
“我很想說,我的回來是為了她,可是在當時,卻不能這麼說。並不那麼簡單,我明白了以前從沒有見到的事;驅使我回來的,是一種靜悄悄赤裸裸的不顧死活。我的謹慎都已經耗光了,自我保存的直率本能一直不夠堅強,不能再忍受孤孤單單的寒冷了。我又沒辦法去建立一種新生活;在我內心裡,也從沒有真正要這麼做,因為我從沒有真正把以往的生活拋開;我忘不了,也克制不了。壞疸已經已經開始,我得選擇了。可以讓自己潰爛死掉,或者可以回去,設法治好。
“我從沒有算計出這一切一切,甚至到了現在,對我也還是一半明白,但能像我一樣知道得那麼多,也是莫大的安慰了。壓迫和羞慚的感覺離開了我,現在我知道我為甚麼回到了這兒。五年的逃亡,我沒有帶回任何東西,只除了銳利的感覺,生存的渴望,和一個逃犯的謹慎和經驗。在其它各方面,我都破產了。在國境間無人地帶的晚上;為了一點點兒吃食,幾小時睡眠,一隻鼴鼠般在地底下的生存,而耗費在奮鬥上,這種生活的殘酷無聊 - 所有這些,當我站在自己家門前時,都已離開我了。我破產了,但最低限度我沒有負債,我是自由的,我越過國境時,那些年的我已經自殺了,它死了。另外一個自我還活著,它是天賜,並不包含責任。” 舒華茲對著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反反覆覆談到自己,說的又背道而馳。”
“我想我懂得你,”我答道:“自殺的可能性是一種福氣,雖則我們很少知道這一點。那使你有了自由意志的幻想。或許我們的自殺遠比自己所覺得的為多,只是不知道這一點。”
“說得對,”舒華茲熱切地說道:“只要我們為了自殺而知道這一點就好了,那點我們也可以死人中站了起來。我們會有好幾條命,而用不著拖著經驗的腫瘤,從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到頭來被它們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