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

《盧麒之死》黃碧雲

估計現在才是看的時候。1966九龍暴動和2016的旺角魚蛋革命。1969和2019。歷史不斷自我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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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盧麒)領盡苦楚,所得的結果,亦不外如是,而我又依然無恙,時間過去了,又告一段落。命運未給我帶來任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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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生。)(北京有京生。香港有港生。)(陳港生。後來做了功夫明星。國際。他學的是京劇。)(香港出生。我們。但我們那麼不一樣。)(我第一個在香港出生的姐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較年長的那一個,在中國大陸,我們甚至不知道她出生的地方。)(微小歷史:)她已經死了。她在那裡出生。可以埋沒。(那裡;不是哪裏。你;不是妳,您。)(但她。他。渠。伊。彼。)(言語家園,在那裡?)“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他們不但對香港有這種無所歸屬的感覺,他們對其他許多事物也有同樣感覺。”“因為這種感覺是由於本港青年們認識到他們父母所熟悉的家園已不復存在,而他們沒有機會在本港或海外重建這個家園而後產生的。”(再一次,他們的家園不是他們的。)而我從來沒有。談不上失去。所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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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麒書信或手稿,繁體與簡體字雜寫)(引文將簡體字改為繁體;因為不會打簡體字,也因為,可能,懷疑,不知為何,抗拒):“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後殖民)“產生了不安全感。”“感覺一部分可以溯源於一種傳統觀念,即香港僅是人和貨物的轉口港”。(轉到那(哪)裏?留的又何處可留?)(你和我,是遊移與安定的距離嗎?還是,懷疑與懷疑?)“(盧麒寫)我們是半天吊的,生命歷程的殘酷耶?我們不是實實在在的生存著嗎?我們失掉了母國的依靠,無主孤魂的到處飄,心靈的創痛直致(至)永遠?還是暫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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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守忠:

“我的思想很單純,認為一切都沒有。”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惡血 Bad Blood》John Carreyrou

Elizabeth Holmes
"Sunny" Ramesh Balwani

Theranos

《鯨吞億萬 Billion Dollar Whale》Tom Wright & Bradley Hope

Jho Low
Najib Razak
1MBK

Kleptocracy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義和團 The Boxer Rebellion》Diana Preston

可能大部分是英文材料,於是筆下戲謔口氣一流。說到攻佔兩條砲台時日軍往上直衝簡直是奧林匹克即視感。這麼多國家在一起肯定各種刻板印象大歸類:日軍矮小但拼命三郎,自帶慰安婦。俄軍槍林彈雨中也不怕死站的好好的。俄軍和法軍最愛搶。德軍最愛抱怨、愛規律怕死。

中國人自己燒了古代圖書館翰林閣令人傻眼。官府各層各行其是,一些親王親洋一些官又二話不說展開大屠殺(人民倒滿愛的),最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是殺了教士全家但他們如此安靜啊。明明慈禧犯了大錯回程還是非常豪華,她面前舖的地都是平坦馨香的。

GE Morrison Letter to his Mother 莫理循書信集

北京大屠殺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 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以極端殘忍的方式被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幾百個外國人,已被殺害。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被困的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 義和團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上步槍跑過大街。” 英國《泰晤士報》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並且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行動。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的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是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築城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為什麼會第一時間捲入這場災禍。具英國首相 Lord Salisbury 不無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 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 Lou Hoover 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 Jezebel”—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總理衙門

在一個講究表面及各種儀節的國家,官署一定都是美輪美奐的典型,但總理衙門卻是例外。那是個“骯髒、無精打采、貧瘠的建築物”,康格公使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藐視外國人的證據。外國人認為總理衙門不舒適而且沒效率,是“管理國家事務最顢頇的機構”。英國外交人員斌漢(Clive Bigham)哀嘆跟總理衙門交涉有多困難:“依官階而定,你得要坐進一頂綠色轎子或是藍色馬車裡,由中國侍衛為你開路,蒙古小馬上磕磕絆絆地在骯髒的街道走上好一陣子,然後在一個尋常而骯髒的院落被放下來。”

會議在一個到處漏風的房間舉行,衙門官員會先問候外國人,再來來回回地進行無聊的詢問。斌漢寫道,“一群中國人隨意地咳痰、睡覺、講八卦。”討論外交事務雜揉了“幼稚愚蠢、糟糕透頂的外交技巧,和赤裸裸的真相。”無論外國人要求什麼,都會被客氣而迂迴地阻擋。如果一家英國公司希望建造一條“從北京到北極”的鐵路,對方就會委婉表示,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可能會感覺受傷,或者說“巴塔哥尼亞特使可能會不高興。”

現在我們安全了

無論是哪一國,這些防衛兵力的裝備並不足以面對即將發生的事件。派遣士兵的將領並沒有預期遭到圍困的時間會這麼長。他們有步槍以及每個人幾百發子彈,但是並沒有備用子彈、沒有重型武器,機關槍只有三支—英國人有一支多管、口徑四五毫米的諾登費爾特(Nordenfeldt .45),它相當老舊而且脾氣不穩定,莫理循討厭它“每發射四輪就會卡彈”;奧國人有一支馬克沁機關槍(Maxim);美國人有一支輕型柯爾特二三六(Colt 236)。唯一的大砲是義大利人帶來的小型一磅砲,而且他們只有一百二十顆砲彈。俄國人本來想帶一支重型十二磅砲,但卻不小心留在天津火車站,也許是在爭吵英國兵力規模的時候。雖然沒有大砲,但是砲彈倒是記得帶上了。

援軍的困境

這段旅程也讓西摩爾見識到,普通中國人看到洋人時的驚恐感:“我們多弄到一、兩艘中國戎克船來載運傷兵,我派了幾個人上船去檢查並做準備,他們才一踏上甲板沒多久,本來關起來的船艙口就立刻打開,跑出一些婦女小孩,縱身就往河裡跳,簡直就像無聲啞劇一樣。她們寧願溺死,也不願落在‘洋鬼子’手裡。有些士兵跟著跳下河去把她們撈回來,但是西摩爾發現這樣會讓對方不解、也會引起不安。

能打仗才能有資格談和平

麥美德察覺到,英美兩國雖然經常互罵“死美國佬”、“臭英國水兵”,但是二國幾乎一體。她擔心的是,俄國對英國有強烈敵意;德國人行為陰沈又不合作,而且仍然憤慨於克林德之死;日本人則是有強烈地親英反俄情緒。英國上校 Gordon Casserly 跟麥美德一樣認為英美之間有情誼,英美士兵都會稱其他歐洲軍人是 dagoes(對南歐人之貶稱),不過,他們還是會分辨歐洲各國人,因此就有“青蛙呆哥”(因法國人吃青蛙肉)“酸菜呆哥”“通心麵呆哥”“伏特加呆哥”這些稱呼,不太需要懷疑、一聽就知道是指哪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