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 The Boxer Rebellion》Diana Preston

可能大部分是英文材料，於是筆下戲謔口氣一流。說到攻佔兩條砲台時日軍往上直衝簡直是奧林匹克即視感。這麼多國家在一起肯定各種刻板印象大歸類：日軍矮小但拼命三郎，自帶慰安婦。俄軍槍林彈雨中也不怕死站的好好的。俄軍和法軍最愛搶。德軍最愛抱怨、愛規律怕死。

中國人自己燒了古代圖書館翰林閣令人傻眼。官府各層各行其是，一些親王親洋一些官又二話不說展開大屠殺（人民倒滿愛的），最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是殺了教士全家但他們如此安靜啊。明明慈禧犯了大錯回程還是非常豪華，她面前舖的地都是平坦馨香的。

GE Morrison Letter to his Mother 莫理循書信集

北京大屠殺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 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以極端殘忍的方式被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幾百個外國人，已被殺害。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被困的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 義和團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上步槍跑過大街。” 英國《泰晤士報》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並且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行動。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的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是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築城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為什麼會第一時間捲入這場災禍。具英國首相 Lord Salisbury 不無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 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 Lou Hoover 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 Jezebel”—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總理衙門

在一個講究表面及各種儀節的國家，官署一定都是美輪美奐的典型，但總理衙門卻是例外。那是個“骯髒、無精打采、貧瘠的建築物”，康格公使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藐視外國人的證據。外國人認為總理衙門不舒適而且沒效率，是“管理國家事務最顢頇的機構”。英國外交人員斌漢（Clive Bigham）哀嘆跟總理衙門交涉有多困難：“依官階而定，你得要坐進一頂綠色轎子或是藍色馬車裡，由中國侍衛為你開路，蒙古小馬上磕磕絆絆地在骯髒的街道走上好一陣子，然後在一個尋常而骯髒的院落被放下來。”

會議在一個到處漏風的房間舉行，衙門官員會先問候外國人，再來來回回地進行無聊的詢問。斌漢寫道，“一群中國人隨意地咳痰、睡覺、講八卦。”討論外交事務雜揉了“幼稚愚蠢、糟糕透頂的外交技巧，和赤裸裸的真相。”無論外國人要求什麼，都會被客氣而迂迴地阻擋。如果一家英國公司希望建造一條“從北京到北極”的鐵路，對方就會委婉表示，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可能會感覺受傷，或者說“巴塔哥尼亞特使可能會不高興。”

現在我們安全了

無論是哪一國，這些防衛兵力的裝備並不足以面對即將發生的事件。派遣士兵的將領並沒有預期遭到圍困的時間會這麼長。他們有步槍以及每個人幾百發子彈，但是並沒有備用子彈、沒有重型武器，機關槍只有三支—英國人有一支多管、口徑四五毫米的諾登費爾特（Nordenfeldt .45），它相當老舊而且脾氣不穩定，莫理循討厭它“每發射四輪就會卡彈”；奧國人有一支馬克沁機關槍（Maxim）；美國人有一支輕型柯爾特二三六（Colt 236）。唯一的大砲是義大利人帶來的小型一磅砲，而且他們只有一百二十顆砲彈。俄國人本來想帶一支重型十二磅砲，但卻不小心留在天津火車站，也許是在爭吵英國兵力規模的時候。雖然沒有大砲，但是砲彈倒是記得帶上了。

援軍的困境

這段旅程也讓西摩爾見識到，普通中國人看到洋人時的驚恐感：“我們多弄到一、兩艘中國戎克船來載運傷兵，我派了幾個人上船去檢查並做準備，他們才一踏上甲板沒多久，本來關起來的船艙口就立刻打開，跑出一些婦女小孩，縱身就往河裡跳，簡直就像無聲啞劇一樣。她們寧願溺死，也不願落在‘洋鬼子’手裡。有些士兵跟著跳下河去把她們撈回來，但是西摩爾發現這樣會讓對方不解、也會引起不安。

能打仗才能有資格談和平

麥美德察覺到，英美兩國雖然經常互罵“死美國佬”、“臭英國水兵”，但是二國幾乎一體。她擔心的是，俄國對英國有強烈敵意；德國人行為陰沈又不合作，而且仍然憤慨於克林德之死；日本人則是有強烈地親英反俄情緒。英國上校 Gordon Casserly 跟麥美德一樣認為英美之間有情誼，英美士兵都會稱其他歐洲軍人是 dagoes（對南歐人之貶稱），不過，他們還是會分辨歐洲各國人，因此就有“青蛙呆哥”（因法國人吃青蛙肉）“酸菜呆哥”“通心麵呆哥”“伏特加呆哥”這些稱呼，不太需要懷疑、一聽就知道是指哪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