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諾比的悲鳴 Voices from Chernobyl》亞歷塞維奇

- 不停開玩笑
- 太太剛離開他的清理人，一直只想著太太和別人睡了的事
- 隔離區深深吸引外國記者，他們不停回去，因為“有活著的感覺”
- 輻射太強會失去嗅覺
- 悲傷的驅動力比幸福更強
- 蘇聯解體後，很多無家可歸的前蘇聯國家蘇聯人逃亡車諾比，建立自己的城市

《我們為什麼記得》

記得托爾斯泰怎麼寫的嗎？皮埃爾經歷過戰爭，覺得很震撼，他以為自己和全世界永遠為之改變，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告訴自己：“我還是像從前一樣對巴士司機大叫、咆哮，就像從前一樣。”如果是這樣，人又為什麼要記得？為了確定真相？還是為了公平？所以他們可以釋放自己，然後遺忘？是不是因為他們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或者他們想把自己隱藏在過去裡？而記憶又如此脆弱短暫，那種知識實在太不精確，只能說是臆測，顯露出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算不上知識，更像是各種情緒。

《回來的人》

“如果你不和他們一起玩，你就輸了。一個烏克蘭女人在市場叫賣大紅蘋果：‘來買蘋果唷！車諾比的蘋果！’有人勸她不要這樣宣傳，沒有人會買。‘別擔心！’她說：‘還是有人買，有些人要買給丈母娘，有些買給老闆。’”

《士兵合唱曲》

那個地方會顛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條理都被打亂。女人擠牛奶，旁邊站在一個士兵，確保她擠完後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婦人拿著一籃雞蛋，旁邊一名士兵陪著她走，看著她把蛋埋起來。農民細心呵護他們寶貴的馬鈴薯，偷偷摸摸收成，其實他們應該把馬鈴薯埋起來。最糟糕的，也最令人費解的是一切都那麼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瘋狂，包括我們的在內，我再也不會看到那種表情。


《月光下的風景》

我突然開始思考，到底是記得還是遺忘比較好？我問我的朋友，有些人忘記了，有些人不想記得，反正我們也無力改變什麼，連離開都做不到。

我記得事故發生後沒幾天，圖書館所有關於輻射、廣島或長崎，甚至關於X光的書都消失了。有些人說那是上級的指示，這樣民眾才不會驚慌。還有人開玩笑說，如果車諾比在巴布亞附近爆炸，全世界的人都很擔心，只有巴布亞人不害怕。沒有醫療公告，什麼資訊都沒有。一些有辦法拿到碘化鉀的人（這裡的藥房買不到，得透過人脈），用酒吞下一大堆碘片，得上醫院洗胃。後來我們發現一個準則：只要是有麻雀和鴿子的地方，人類就可以生活。有一次我搭計程車，司機不明白鳥兒為什麼不朝車窗撞來，好像瞎掉一樣。那些鳥不是瘋了，就是打算自殺。

有一次我從外地出差回來，看到路的兩側都覆蓋了白雲石，一直延伸到地平線最遠處，月光照在上面。他們移除、掩埋含有輻射的表土，鋪上白雲石砂，那不像地球上的景觀。那個畫面折磨了我很久，我寫了一篇小說，想像這裡一百年後的模樣：一個人，或是一個東西，用四隻腳奔馳，牠彎著膝蓋，踢著修長的後腿前進，到了晚上可以用第三隻眼睛看，唯一的耳朵長在頭頂，連螞蟻走路的聲音都聽得到。只剩下螞蟻，其他飛禽走獸都死光了。

我把小說寄到雜誌社，他們回信說這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描述一場惡夢。也許我的才華不夠，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刊登還有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每個人都對車諾比保持沈默？為什麼我們的作家不書寫關於車諾比的事？他們描述戰爭和集中營，但是對於這裡，他們很沈默。為什麼？你覺得那是意外嗎？如果我們戰勝車諾比或了解車諾比，人們就會談論、書寫它，但是我們不了解其中意義，無法把它放入人類的經驗或事件的框架中。

所以怎麼樣比較好？記得還是遺忘？

Yevgeniy Aleksandrovich Brovkin, 哥麥爾州立大學講師

《耶穌死亡時牙痛的人》

我很喜歡一個作家，叫做 Leonid Andreyev，他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名叫約拉薩路的人死而復活，但從此後就與世人格格不入，永遠無法像其他人一樣，雖然耶穌基督讓他復活。

《關於戰爭電影》

所以我才不想記得隔離區的日子。我想出各種解釋，但我就是不想打開那扇門，我想了解在那裡關於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實的，什麼不是。

...... 我也拍攝了疏散過程，他們先撤離小孩，讓他們坐上大巴士。我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拍攝戰爭電影常見的場景，人們的舉止也很像電影的畫面，如同很多人喜歡的《雁南飛》裡的場景，一滴眼淚，簡短的告別。原來我們都在尋找熟悉的欣慰模式，希望呈現出那個時刻該有的樣子，符合我們記憶中的模樣。女孩對媽媽揮手的方式就像在說：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們會勝利！

...... 我曾經拍攝待過集中營的人，他們都儘量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了解那種感覺，聚在一起、回想戰爭會有些不自在，共同經歷過那種屈辱，目睹人在最惡劣情況下是什麼模樣的人會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不太想講我在車諾比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義的概念都是相對的，在極端狀態下，人的表現不會像書裡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發現世界末日時，邪惡的機制也照樣運作，人們仍然說三道四，拍大官馬屁，帶著他的電視機和醜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關於新國度》

我們通常會保持沈默。我們不會大吼大叫也不會抱怨。我們一直都很有耐心。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去敘述。我們害怕談論這些事。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經歷，衍生的問題也不尋常。這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車諾比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嗎？在這裡沒有人會說自己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我們都自稱為車諾比人。“我是從車諾比來的。”“我是車諾比人。”就像是另一個種族一樣。是一個新的國家。

《關於書寫車諾比》

第一隻狼狗出現了，是那些跑到森林裡的家犬跟狼的後代。這些狼狗體積比狼大，對牠們招手卻視若無睹，牠們也不會怕人或是怕光，獵人學狗叫，牠們也沒有反應。野生的貓早已集結成群，開始會攻擊人類。牠們想要向我們復仇。牠們的記憶已經消失了，牠們不記得自己地位曾在人類之下，還曾被馴養。對於我們而言，消失的則是現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

《人民的聲音》

我們從早到晚都在外面鏟土。當我們回家時，卻意外地發現商店仍然在營業，女人們開始購買褲襪跟香水。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戰爭的氣氛了。尤其是忽然間出現了排隊人潮在購買麵包、鹽巴和火柴，更加深了這個氣氛。大家都忙著將麵包脫水成為餅乾。雖然我是在戰後出生的，但是我很熟悉這一切。我已經可以想像我會怎樣離開我的家，我跟孩子們會怎麼被撤離，我們會帶些什麼東西走，給母親的信會寫些什麼。雖然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日常生活卻可以如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電視上仍播放著喜劇。我們知道該如何在恐懼中生活，這是我們的天性，在這一方面沒人能比得上我們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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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進入村莊後會開始撤離居民。街道上很快地便充斥著軍事器材：裝甲運兵車、蓋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甚至還有坦克車。居民是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離村莊的，這樣的氣氛充滿壓迫感，特別是對那些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說。剛開始時，人們抱怨俄羅斯人 - 是他們的反應爐，所以是他們的錯。然後漸漸改口為：“都是共產黨的錯。”

車諾比時間常拿來與戰爭相提並論，但是前者嚴重多了。戰爭是人們可以理解的。而車諾比呢？人們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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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上開始播放這些片段：一個老奶奶正在擠奶，將擠好的奶裝到罐子裡，一位記者帶著軍用的輻射劑量計來測量牛奶，然後旁白會說，“看吧，一切都沒有問題，這裏離反應爐只有十公里遠。”電視還會播出人們在皮里亞特河畔游泳、曬太陽的畫面，遠方則可以看到反應爐跟冉冉煙縷。旁白會說：“西方想要製造恐慌，塑造有關這次意外的謊言。”然後記者會再次拿出輻射劑量計，測量盤子上的魚、巧克力條或者小販賣的鬆餅。這些全都是假的。當時軍用的輻射劑量計是設計來測量環境的輻射量，而非測量單一物品。

這種程度的謊言，這類天大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已與車諾比密不可分。只有在戰爭時，政府才會說出這種程度的謊言。

《關於死亡的陰影》

我想要牢記所有的一切，所以我開始攝影。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們才安葬了一個去過那裡的朋友。他死於血癌。我們為他守夜，依蘇聯的傳統喝酒。然後又滔滔不絕地聊到午夜。剛開始時談論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之後呢？我們又談起了國家的命運跟宇宙的法則。俄國軍隊會不會離開車臣呢？會不會有第二次高加索戰爭？還是已經開始了？季里諾夫斯基有沒有可能當上總理？葉爾欽會不會再次連任？我們還談起了英國皇室的黛安娜王妃，俄國的君主政體。談起了車諾比跟各種推測。有些人聲稱外星人知道會發生災難而前來幫助；有些人說這其實是一場實驗，接下來出生的小孩將會有過人的天份。又或許白俄羅斯人會滅絕，就像斯基臺人一樣。我們都是玄學家，早已脫離這個俗世。我們只生活在夢中、活在高談闊論裡。你一定要在這平凡的生命中增添些什麼，才能使一切變得合理，就算是在死亡的邊緣也一樣。

《Hot Milk》Deborah Levy

Rose was quiet for a change and not as resentful as usual. That was my mother's main expression: slightly resentful, a whiff of resentment, not personally against me (though there was that, of course) but a vague sense of grievance against the world.

Julieta told me that when she was a child she used to have a cocker spaniel but spaniels get dognapped in this part of Spain. The neighbours had seen a Toyota truck pull up in the early hours and her dog disappeared. Her mother had been an engineer. She had designed an inland pipe system to transport water from rivers in the more fertile parts of Andalusia to the desert. She had died in a helicopter crash on the Sierra Nevada and her father had to identify her body in the hospital in Granada. It was the second disappearance in Julieta's life and sometimes she got mixed up in her dreams so it was her mother who was stolen in the Toyota truck.

It was hard to accept that the first man in my life would do things that were to my disadvantage if they were to his advantage. Yet it was a revelation that somehow set me free.

Margret Mead: I used to say to my classes that the ways to get insight are: to study infants; to study animals; to study primitive people; to be psychoanalyzed; to have a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get over it; to have a psychotic episode and get over it.

If its theme is memory, Juan wonders where will I begin and where I will end. While he takes the tiny silver of glass out of the skin above my eyebrow, I confess that I am often lost in all the dimensions of time, that the past sometimes feels nearer than the present and I often fear the future has already happ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