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Don Del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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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學系沒有自己專屬的大樓，我們窩在那棟名為“世紀大樓”的暗色石磚建築裡，與大眾文化系共用校舍。這個系的正式名稱叫“美國環境系”，他們是一個奇怪的群體，教授講師幾乎清一色是來自紐約的外國流亡者，個個機警伶俐，像一群惡漢，瘋了似的迷戀電影和一些莫名其妙的瑣事。他們在此破解文化的自然語言，為他們在歐洲度過的童年時期中所感受到的一些樂趣創造出一種堂而皇之的研究方法，例如用亞理斯多德學說研究泡泡糖包裝紙和洗衣粉廣告詞。這個學系的主人叫阿封斯（與某種速食品牌同音）史東潘納多，是個胸部寬闊、臉色兇惡的男人。他的興趣是收集二次大戰前的汽水瓶，並固定展示在壁櫥裡。他底下所有的老師都是男性，全都穿著皺巴巴的衣服，全都需要好好修剪頭髮，咳起嗽來也不懂得遮攔。當他們湊在一起時，看起來就像是一群卡車司機工會的幹部，集合起來準備去指認某個同事殘破不全的屍體，讓人有一種充滿苦難、疑慮和不懷好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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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倍和我無話不說。我把我的一切事情都告訴她，就像過去我對每一任妻子所做的那樣。當然，隨著結婚次數的增加，需要講的事情也就越來越多。不過，當我說我相信完全的坦誠時，我並沒有隨便說說的意思，沒把它看成像奇聞軼事或膚淺的天啟般那樣廉價。這是一種自我復原的形式，是一種監護信託的姿態。愛情的力量幫助我們發展出一種對彼此的認同，強度足以讓它被擺進另一個人的關心和保護之下。芭倍和我的生活已產生了轉變，在彼此貼心關懷下，我們在月光中把自己交付到對方蒼白的手裡，在深深的夜裡訴說彼此的父親、母親、孩子、人際關係、覺醒、老情人和舊日的恐懼（死亡的恐懼除外）。不能漏失任何細節，即使是一隻身上有跳蚤的狗或膽敢吞下小蟲的鄰居孩童，也不應遺漏。碗櫃的味道，那些無所事事午後時光的感覺，當現實和熱情如雨而來滑過我們皮膚的感受，還有那傷痛、失落、沮喪和嫉妒歡愉的感受。透過夜晚的這些絮語，我們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和敘述起來的此刻創造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可以充滿嘲諷、同情或盎然興味，而正是藉由這個方法，我們才得以把自己從過去給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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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德文的奮戰始於十月中旬，然後差不多持續了整整一學年。身為北美最重要的、研究希特勒的學者，我一直刻意隱瞞我根本不懂德文的事實。我不會說，不會唸，別人說的我一句也聽不懂，也沒辦法寫出任何一個最簡單的句子。在希特勒研究所的同僚中，只懂一點點德文的人僅是少數，其它大都極其熟練這個語言，否則也是相對精通。在山上學院，如果沒有學過一年以上的德文，根本不能主修希特勒研究。總之，我活在丟人現眼的邊緣。

德文這種語言，粗重、彆扭、口水亂噴、華而不實又惡毒傷人，但你最後還是得面對它。希特勒在巴伐利亞山上的監獄裡口述的那部長篇大論自傳，用的是德文這種艱深的語言來表述，而這不就是一場奮鬥嗎？面對文法和句法，他一定覺得自己比別人受到更多束縛與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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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保暖內衣的袖口上破了幾個小洞。我和他一起站在房間的正中央，等他繼續說下去。這是一年之中、一天之中的最佳時刻，讓一個小小持續的悲傷，逐漸變成事物的本質。幽暗、寂靜、酷寒。某種天生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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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可說是這世上一切錯誤訊息的搖籃。

家庭生活中必然有什麼東西會讓“事實”產生誤差，例如過度親密、生存的噪音與熱量，甚至可能是層次更深的東西，例如對生存的渴求。莫瑞說我們是脆弱的生物，被一整個世界充滿敵意的“事實”圍繞。事實威脅到我們的幸福與安全。我們越是深入鑽研事物的本質，我們的組織可能就會變得更鬆散。家庭的演進是朝向封閉的世界進行的，微小錯誤在此生長，虛構想像在此繁殖。我對莫瑞說，無知和迷惑不可能是促進家庭團結的驅動力。這想法多麼荒謬！多麼與實情相反！他問我，為什麼最穩固的家庭組織，往往存在於最不發達的社會。他說，不求理解，是生存的一種武器。魔法和迷信根深柢固成為宗族最強大的傳統。越是在客觀現實被曲解的地方，家庭組織就越是堅強牢固。多麼殘酷的理論啊，我說。但是莫瑞堅持這就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