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s Monkeys》Antonio Garcia Martinez

As every new arrival in California comes to learn, that superficially sunny "Hi!" they get from everybody is really, "Fuck you, I don't care." It cuts both ways, though.  They won't hold it against you if you're a no-show at their wedding, and they'll step right over a homeless person on their way to a mindfulness yoga class.  It's a society in which all men and women live in their own self-contained bubble, unattached to traditional anchors like family or religion, and largely unperturbed by outside social forces like income inequality or the Syrian Civil War. "Take it light, man" elevated to life philosophy.  Ultimately, the Valley attitude is an empowered anomie turbocharged by selfishness, respecting some nominal "feeling-good" principals of progress or collective technological striving, but in truth pursuing a continual self-development regracted through the capitalist prism: hippies with a capitalization table and a vesting schedule.

What would the Valley make of my betrayal then? How much was I sacrificing by making it?

The capitalist hippies would take me back, I reckoned, I just had to be minimally successful. The Land of the Stateless Machines would continue crunching away, ingesting people and money, and outputting products, and they'd still be happy to grind me into the mix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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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en I do leap into the abyss, I go headlong with my heels up, and am pleased to be falling in that degrading attitude, and consider it something beautiful.

- Fyo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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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ith a conviction is a hard man to change. Tell him you disagree and he turns away.  Show him facts or figures and he questions your sources. Appeal to logic and he fails to see your point.

- Leon Festinger et al., When Prophecy F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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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for the sake of growth is the ideology of the cancer cell.

- Edward Abbey, The Journe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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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y part, outside of physics textbooks, I found Truth to be a rather rare commodity, particularly in the tech world. I had also noticed that those who most made a big show of believing in Truth were unusually attached to whatever well-groomed pack of lies they held dear.

《充滿瓷器的時代》畢飛宇

哭泣生涯

是癮就有可能復發，尤其在誘因充分的時候。惠嫂的友情哭喪並沒有完全終止，機會好的時候還會客串一下的。惠嫂知道機會難得，因而也就格外賣力，格外用心。一不小心就會把嗓子弄沙掉。惠嫂在嗓子沙啞的日子裡小心翼翼，靜悄悄地把所有的家務都做了，一副知錯就改，巴結討好的樣子。剩下來的日子惠嫂時刻注視著臭鎮的死亡跡象，一有人嚥氣惠嫂馬上就興奮起來了，嗓子裡產生了類似於歌唱的欲望。哭泣生涯使她越來越接近於一種母獸專門留意同種獸類的屍首。惠嫂自語說：“我快像畜牲了。”

美好如常

林子靜得像一隻瞎眼。中間有一條道，拐了許多彎，像腸子。師徒兩個在腸子裡蠕動，蠕動的樣子十分開心。師傅說：“林子裡的氣味變了，原來不是這個氣味的。”徒弟說：“哪裡有氣味，我怎麼聞不見？”師傅說：“你要留神氣味，這世上所有的東西都說謊，有時連一塊石頭、一灘水都說謊，可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氣味，氣味不撒謊，氣味不會。屁的聲音再好聽它還是屁，為什麼？它臭。”

《一千個裸體陌生人》Kevin Hazzard

這不是第一次了。自從大學畢業後，我就只是單純工作。雖然人在工作崗位上，卻從來不是很投入。沒有熱情、沒有專業素養、沒有敬業精神。我準時上班，做好份內的工作，僅止於此。這種工作態度也被我帶到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之中。雖然我花了八個月的時間進修，表面上很清楚自己的責任所在，但其實只是有差事就做，沒有到盡心盡力的程度。雖然人在工作，卻心不在焉。我只是處置病人，根本不在乎他們。我不求上進，只會在旁邊呆呆地看。我是個偷窺狂。

第四區靜悄悄到眾所皆知，輪一次班只需要出兩躺勤務，所以去的都是懶鬼和職業倦怠者。就目前來看，第五區最酷，它涵蓋了富爾頓郡整條工業大道，這條路上全是工廠、卡車休息站、脫衣舞夜總會和廉價汽車旅館。工廠和倉庫最容易發生外傷，至於卡車司機則是除了外傷之外，什麼事都可能碰上。若說工業大道帶給我們什麼啟示，那八成是長途貨運是一門孤單又怪異的行業。卡車司機會招來毒品和妓女，而廉價、刻薄、無牙的妓女都會隨身攜帶美工刀和罕見的熱帶疾病。然後妓女又會引來更多毒品，大多是冰毒，於是毒販、毒蟲、持槍的搶匪、流浪漢也跟著出現。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Sarah Bakewell

海德格十八歲時發現了布倫塔諾德博士論文，當時他還在老家 Messkirch。那是個寧靜的天主教小城，位於多瑙河上游的 Swabia 地區，離弗萊堡不遠。城內主流建築就是當地誇張的巴洛克風格的教堂。白色混雜金色的內部裝潢令人眼花繚亂，還有飄浮於雲間的聖人和天使，以及振翅飛翔的小天使，構成令人歡喜的歡快景象，正好平衡一下肅穆的建築外觀，以及城裡城外大片陰森沈鬱的森林。

海德格生於1889年9月26日，是家中長子，有個妹妹叫 Marie，還有個弟弟叫 Fritz。父親 Friedrich 是教堂司事，一家人就住在教堂對面。他們那屋頂陡峭的房子，是三棟並列房子中間較簡樸的一棟，今天仍屹立在原址。海德格和弟弟年紀輕輕就幫忙打理教堂的雜務：採摘花朵用做裝飾，以及早上爬樓梯上教堂塔樓敲響那一組七個的鐘。每年聖誕節還要特別早起，在家裡的聖誕樹旁喝過牛奶咖啡、吃過蛋糕後，就在凌晨四點前走過教堂前的小廣場，執行“鳴鐘驚醒”任務，把全城的人喚醒。在復活節，他們不是敲鐘，而是轉動一根柄子讓小槌子打在木頭上，發出嘎嘎卜卜的聲音。

槌子打擊木頭或金屬的聲音，常迴盪在海德格的世界中，因為他父親也是城裡的老資格桶匠，專門製作桶子等器皿。（網上快速搜尋一番提醒我們，昔日桶匠的製品包括：“水桶、小水桶、油桶、盆子、攪乳器、一般酒桶、特大酒桶、大酒桶、中酒桶、中小酒桶、小酒桶、特小酒桶、超小酒桶、小啤酒桶喝特小啤酒桶” － 很漂亮的一系列器具，今日挺起來像一般殘留在記憶中的夢。）家中兩個男孩會等待樵夫從附近的森林走出來後，到林裡檢拾一些父親可用的木材。海德格後來寫給未婚妻的信中，描述了製桶工廠的記憶，也還記得祖父是個鞋匠，坐在三腳凳上，在玻璃球發出的光芒下，把釘子打進鞋底。這一切值得書寫下來，因為這些兒時印象，在海德格身上較諸大部份其他作家身上，留下更加深遠的影響；他畢生忠於這些記憶所構築的世界，不離不棄。

在充當“父親的好幫手”之後，海德格會一路走過教堂，走過同樣莊嚴肅穆德梅斯基希城堡和它的公園，走進森林，在林中深處一條小徑旁的簡陋長木凳上，攤開家庭作業。這張長凳和這條小徑，在他面對研習中的艱難課題時，幫助他迎刃而解；在往後的日子裡，每當棘手的哲學難題困擾著他，他就會想起林中的長凳，瞥見出路。他的思想總是充塞著陰森樹木的圖景，林中經葉子過濾的斑駁光線，透射到敞開的小徑和空地。在他的著作裡，會碰上“林中小徑”和“路徑標記”一類字眼；字裡行間迴盪著槌子敲擊聲和村中如天籟的鐘聲，流露著鄉村質樸手藝的氣息，以及人力勞動的力道和手感。

即使在他後期最精純的著作裡 － 又或可說尤其是在這些著作裡，海德格總愛把自己想像城故鄉的卑微農民，幹著砍砍削削的活。他從來不是個善於交際的人。從兒時歲月開始，就有些性格特質把他跟別人區隔開來。他害羞、弱小，有一雙黑眼睛、一個擠作一團的小嘴巴，一輩子都難以跟別人有眼神交流。

神學 － 弗萊堡 － 對哲學的興趣超過神學
在大學圖書館看見胡塞爾的《邏輯研究》
與胡塞爾一戰過世的兒子年齡相近
1924，胡塞爾安排去 Marburg 四年（34 － 39）不喜歡馬堡稱它為“大霧的洞”，與女學生 Hannah Arendt 戀愛。

妻子在黒森林小鎮 Todtnauberg 買地，距離弗萊堡29公里，面向一大片馬蹄鐵形的鄉村谷地，買了小木屋嵌進山邊角落。“當他獨自處身當地，海德格就會滑雪，漫步，點個火，做個簡餐，跟務農的鄰居閒談，還有長時間坐在書桌前；在這樣的環境下寫作，就像他在1925年寫信跟 Arendt 說的，猶如獨處林中砍著木頭，有一種平和的節奏。

海德格也越來越慣於在城裡打扮得像個農人。他穿起一種量身定做的黒森林裝束：棕色農夫外套，有寬大的翻領和高挺的衣領，配上及膝馬褲。他的學生稱之為“存在式”或最具自身感”的打扮。

Metaphysics：我在這個“此在”的情緒，從興高采烈以致百無聊賴，又或瀰漫著壓抑與不安感，就是齊克果形容為憂懼的感覺。每一種情緒都讓世界在不同形態下展現出來。在焦慮下，世界在我眼中就顯得“怪異”（德文：unheimlich，字面意義是“不像家”），“各種存在完全陌生”。在這種不像家、不熟悉的時刻，不安讓哲學踏出了提出質疑的第一步 － 具體來說，就是海德格在這次演講德高潮中所提出的大問題：“為什麼世間有存在物，而不是一無所有？”

《存在與時間》幾乎每個海德格的重要想法，都包含模稜兩可特性。最危險的概念，也可能最有價值 － 就像呼召我們回歸屬己性、負起人生責任的論點。最令人迷惑的是有關“共在”（與他人共同存在）的論述；海德格是把這種經驗放在哲學中心地位的首位哲學家。...... 當朋友試著弄清他的底藴，卻只見一片虛空。Arendt 在1949年寫信和雅斯培說，這不是因為海德格人格敗壞，而是他“沒有”人格。..... 彷彿人類日常生活有些東西，是這位著眼於日常性的大哲學家沒看到的。

拒絕去柏林。1934 在納粹認可的《日耳曼人日報》表示不移居柏林，是因為這樣就會脫離黒森林的環境，告別“冷杉緩慢而從容成長，青草地上繁花盛放，山溪在漫長秋夜奔騰，白雪覆蓋大地喚起肅穆簡樸氣象”。一個嚴冬晚上，當暴風雪在小屋四周掠過，他寫到：“這是哲學思考的最佳時刻”。又說：

當那年輕的農家小孩操控著沈甸甸的、高高堆著山毛櫸木材的雪橇，往山坡上拉，再往下驚險送回家中，當那牧人陷入沈思踏著緩慢步伐，把牛群趕上山坡，當雪橇上的農夫拿到了數不清的木瓦片準備裝上屋頂，我做的工作，跟他們是相同的。

海德格說，當柏林的職位最初向他招手，他向托德瑙堡的鄰居尋求忠告，那是一位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後來確定是 Johann Brender。他想著想著，像有智慧的鄉下人常見的那樣，腦袋轉動了好一陣子，然後做出了回答，不是用語言，而是默默搖了搖頭。一切就這樣搞定。海德格不去柏林了，放棄國際化都市生活，避開“權力的毒害”，回到德國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聳的樹木，回到砍柴劈木，回到小徑旁的簡陋長凳，這是他思考的最佳環境，“一切事物變得孤獨而緩慢”。

就是這些景象 － 這些恰好在納粹最差勁的鄉野藝品中可見的景象，引導著海德格日後的哲學方向。

現象學：透過“懸擱”，摒除二手概念或接受而來的概念，然後再描述直接呈現在眼前的東西。對胡塞爾來說，能夠不受其他理論影響而描述一個現象，就是哲學家的解脫之道。

波娃與梅洛龐蒂  Simone de Beauvoir / Maurice Merleau-Ponty

相識為 1927 年，兩人19歲。哲學共同考試中第二名，梅洛第三。

梅洛龐蒂生於1908年3月14日，只比波娃大兩個月，對自己的出身能更從容面對。以輕鬆、沈著的態度應對眼前的社會處境，可能是由於他有一個非常快樂的童年。他說，兒時感到自己受愛護，受鼓勵，從來不用費力就應得讚賞，因此畢生保持歡愉的性格。他有時也感到煩躁，但就像他在 1959 年一次電台訪問中說，他幾乎總是心平氣和。他是我們所講的存在主義故事裡唯一有這種性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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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波娃特別氣惱的是，梅洛龐蒂看來“對所屬階級和它的生活方式徹底適應，全心全意接納中產階級社會”。他有時在梅洛龐蒂面前大談中產階級道德如何愚蠢、殘酷，對方只是平和地不表認同。波娃寫道，梅洛龐蒂“跟他母親和妹妹相處融洽；我對家庭生活的恐懼，他沒有同感”。又說：“他不厭惡派對，有時還去跳舞。他以天真的與其問道：有何不可？－我只好棄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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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欣賞對方的優點：“我認識的人當中不曾有誰，能讓我切身學習歡愉的藝術。他輕輕扛起整個世界的重量，讓重壓也不再落在我身上。在盧森堡公園裡，早上的藍天，還有綠色的草坪和太陽，都在發光發亮，這就像我最開心的日子，好天氣常在的日子。”可是有一天，當他們在布洛涅的湖邊閒逛，看著天鵝和小船，波娃突然對自己慨歎：“啊，他沒有半點苦惱！他如此平和，觸怒了我。”如今清楚不過，他永遠不能成為合適的情人。他最好還是扮演哥哥的角色；波娃只有一個妹妹，兄弟的角色空著正好由他來填補。

沙特與波娃

那是很長很長的一段關係，從 1929 年延續到沙特 1980 年過世。50 年來，它是存在主義實踐的哲學演示，界定它的兩大原則，是自由與伙伴。不用說得太嚴肅，其實他們共有的記憶、體驗和玩笑，像每一段長久的婚姻一樣，維繫著他們的關係。他們認識後不久就分享了一個典型的玩笑：他們參觀動物園，看見一頭胖得可怕而看似悲劇人物的海象正張大嘴巴，讓管理員把魚滿滿地塞進去，一邊餵著，牠就一邊抬頭望天像是嘆息哀求。從此以後，每次沙特看來悶悶不樂，波娃就會提到那頭海象，於是沙特雙眼往上滾，發出搞笑的嘆息，兩人的感覺馬上改善過來。

在後來那些日子裡，沙特像是往外跑開去，因為他投身的事業令他不能老是沈溺在這個兩人世界，但他一直是波娃經常倚賴的對象；她有需要時會讓自己迷失在這種關係中。她知道自己有這種傾向。

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作家之間的關係。沙特和波娃都有與人溝通的強烈欲望。他們寫日記，寫信，把每天生活的細節告訴對方。兩人在二十世紀一半時間裡的語言文字往返，光想到它的數量就令人不勝負荷。沙特總是波娃的著作的第一位讀者，波娃信賴他的批評，他則鞭策波娃寫作，發現她偷懶就嚴責一番：“海狸海狸，你為什麼停止了思考，為什麼不再工作？我相信你想寫作吧？你不用當家庭主婦，對嗎？”

＊逃亡到捷克：去邊境友人家作客，德國前門進去，後門離開。
＊海德格回歸鄉野古代，胡塞爾卻談論希臘人是貿易家，於是有文化碰撞。（1930 國際化是侮辱，往往詮釋為“猶太”的代號。）

沙特從直覺想出這一切，其實他在想著自己，起碼跟想著惹內一樣的多。他本身的中產階級童年，跟惹內的童年沒有多少共通點，可是他也經歷過黑暗日子。當他一家人遷居拉羅歇爾，當時十二歲的沙特不但要應付威嚇他的後父，在環境惡劣的學校裡還被其他男孩毆打，彷彿是個賤民，又因貌醜而遭恥笑。在這種可憐景況中，沙特決定採取一種帶有儀式作用的姿態，按照他的想像，這樣別人的暴力就會被他吸收，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可以反過來藉此對抗敵人。他從母親的錢包偷取零錢，用來買糕點給欺侮他的人。這看來是很有趣的一種暴力對抗方式（也許要看那些糕點是什麼模樣）。但對沙特來說這是有如魔術的行動，它是一種轉化：他的欺侮者從他身上取走東西，現在他反過來把一些東西送給他們。透過像惹內那樣的偷竊和施予行動，他用自己的定義重新界定那個處境，就像創造了一件藝術品。他後來告訴波娃，自此之後他就“不再是個受迫害”的人。有趣的事，沙特後來一輩子都在內心驅使下愛向他人施予。

《知覺現象學》

我是一種心理和歷史結構。隨著我的存在而來的，還有一種存在方式，或一種風格。我的所有行動和思想都跟這種結構有關，即使一位哲學家的思想，也不過是把他如何掌握世界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這就是他的一切。然而我卻是自由的，不是撇除背後的動機不論，而是正因為那些動機我才自由。我擁有別具意義的人生，擁有別具特色的性情和歷史，並不對我投入世界構成限制，那反倒是我跟世界溝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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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梅洛龐蒂認為，如果要好好理解人類經驗，就必須揚棄哲學長久以來的習慣：傳統哲學的起步點是一個孤獨的自我，彷彿一出生就是一個成年人，並且像處身膠囊中與世隔絕，然後試著重新與世界建立聯繫，把身邊各種元素加到自己之上，像給洋娃娃穿衣服。梅洛龐蒂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一旦在出生過程中從母體滑進人世，就緊密而整體地沈浸在世界中，從出生到老死，一直沈浸其中。雖然我們也可以培養一種人生藝術，在沈思或做白日夢之際，偶爾局部超脫這個世界。

梅洛龐蒂認為，意識絕不是從存在割裂開來的虛無，像沙特在《存在與虛無》所主張的，他甚至不會像海德格那樣，把意識看作“林中空地”。他用自己的隱喻來描述意識，提出一個漂亮說法：意識就像世界的“皺摺”，就像有人弄皺一副布，形成小小一個的巢或洞。這種狀態維持一陣子，又再攤開變得平順。

這把具意識的自我，看作恍如布匹的世界瞬間形成皺摺，聽起來帶有點誘惑甚至色情意味。我仍然能有隱私，有一個可以退隱的空間。但我是這個如布料般交織而成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每時每刻，就是從它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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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的情人跟她一起住進蒙帕納斯公寓，那是克勞德朗茲曼。他贏得她的芳心，是因為那種帶有激情的信念，以及對於自己是怎樣的人有強烈意識。波娃寫道，他要界定自己時，“首先會說：我是猶太人”。沙特曾批評這種確切身份陳述，認為是自欺之舉，因為那暗示把自己呈現為固定的自我而不是自由的意識。事實上，沙特和波娃總是墜入同一弱點，喜愛帶有不妥協身份和態度的人。波娃很仰慕地寫道，朗茲曼對於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懷有永久的憤怒。他一次告訴她：“我想殺人，時刻都這樣。”他以行動體現他的感覺，就像波娃一樣。他會純粹因為憤怒而哭泣或嘔吐。相對與沙特在聲譽最高時那種循規蹈矩的表現，這一定很有新鮮感。這也跟過往友人梅洛龐蒂大異其趣 － 他看來只會隨著壓力水平每次升高，而挖苦地微笑或說更多諷刺話。

《夏之殘戀》Setouchi Jakucho

莽撞又衝動的知子，嬌小的體內總是充滿活力，每當她遇上生命力萎靡，不足以應付人體能量的男子，就會下意識地，想要充實男人黑暗的空洞，於是，知子把活力對準空洞，大量投入。吸引知子的男人，或是她愛上的對象，總是生活遠離浮華，面對頹敗命運，有氣無力的失敗者與淘汰者。與其說這是知子愛的宿命，倒不如說，自從她拋下佐山妻子身份的那一刻，這就成了知子必須背負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