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Sarah Bakewell

海德格十八歲時發現了布倫塔諾德博士論文，當時他還在老家 Messkirch。那是個寧靜的天主教小城，位於多瑙河上游的 Swabia 地區，離弗萊堡不遠。城內主流建築就是當地誇張的巴洛克風格的教堂。白色混雜金色的內部裝潢令人眼花繚亂，還有飄浮於雲間的聖人和天使，以及振翅飛翔的小天使，構成令人歡喜的歡快景象，正好平衡一下肅穆的建築外觀，以及城裡城外大片陰森沈鬱的森林。

海德格生於1889年9月26日，是家中長子，有個妹妹叫 Marie，還有個弟弟叫 Fritz。父親 Friedrich 是教堂司事，一家人就住在教堂對面。他們那屋頂陡峭的房子，是三棟並列房子中間較簡樸的一棟，今天仍屹立在原址。海德格和弟弟年紀輕輕就幫忙打理教堂的雜務：採摘花朵用做裝飾，以及早上爬樓梯上教堂塔樓敲響那一組七個的鐘。每年聖誕節還要特別早起，在家裡的聖誕樹旁喝過牛奶咖啡、吃過蛋糕後，就在凌晨四點前走過教堂前的小廣場，執行“鳴鐘驚醒”任務，把全城的人喚醒。在復活節，他們不是敲鐘，而是轉動一根柄子讓小槌子打在木頭上，發出嘎嘎卜卜的聲音。

槌子打擊木頭或金屬的聲音，常迴盪在海德格的世界中，因為他父親也是城裡的老資格桶匠，專門製作桶子等器皿。（網上快速搜尋一番提醒我們，昔日桶匠的製品包括：“水桶、小水桶、油桶、盆子、攪乳器、一般酒桶、特大酒桶、大酒桶、中酒桶、中小酒桶、小酒桶、特小酒桶、超小酒桶、小啤酒桶喝特小啤酒桶” － 很漂亮的一系列器具，今日挺起來像一般殘留在記憶中的夢。）家中兩個男孩會等待樵夫從附近的森林走出來後，到林裡檢拾一些父親可用的木材。海德格後來寫給未婚妻的信中，描述了製桶工廠的記憶，也還記得祖父是個鞋匠，坐在三腳凳上，在玻璃球發出的光芒下，把釘子打進鞋底。這一切值得書寫下來，因為這些兒時印象，在海德格身上較諸大部份其他作家身上，留下更加深遠的影響；他畢生忠於這些記憶所構築的世界，不離不棄。

在充當“父親的好幫手”之後，海德格會一路走過教堂，走過同樣莊嚴肅穆德梅斯基希城堡和它的公園，走進森林，在林中深處一條小徑旁的簡陋長木凳上，攤開家庭作業。這張長凳和這條小徑，在他面對研習中的艱難課題時，幫助他迎刃而解；在往後的日子裡，每當棘手的哲學難題困擾著他，他就會想起林中的長凳，瞥見出路。他的思想總是充塞著陰森樹木的圖景，林中經葉子過濾的斑駁光線，透射到敞開的小徑和空地。在他的著作裡，會碰上“林中小徑”和“路徑標記”一類字眼；字裡行間迴盪著槌子敲擊聲和村中如天籟的鐘聲，流露著鄉村質樸手藝的氣息，以及人力勞動的力道和手感。

即使在他後期最精純的著作裡 － 又或可說尤其是在這些著作裡，海德格總愛把自己想像城故鄉的卑微農民，幹著砍砍削削的活。他從來不是個善於交際的人。從兒時歲月開始，就有些性格特質把他跟別人區隔開來。他害羞、弱小，有一雙黑眼睛、一個擠作一團的小嘴巴，一輩子都難以跟別人有眼神交流。

神學 － 弗萊堡 － 對哲學的興趣超過神學
在大學圖書館看見胡塞爾的《邏輯研究》
與胡塞爾一戰過世的兒子年齡相近
1924，胡塞爾安排去 Marburg 四年（34 － 39）不喜歡馬堡稱它為“大霧的洞”，與女學生 Hannah Arendt 戀愛。

妻子在黒森林小鎮 Todtnauberg 買地，距離弗萊堡29公里，面向一大片馬蹄鐵形的鄉村谷地，買了小木屋嵌進山邊角落。“當他獨自處身當地，海德格就會滑雪，漫步，點個火，做個簡餐，跟務農的鄰居閒談，還有長時間坐在書桌前；在這樣的環境下寫作，就像他在1925年寫信跟 Arendt 說的，猶如獨處林中砍著木頭，有一種平和的節奏。

海德格也越來越慣於在城裡打扮得像個農人。他穿起一種量身定做的黒森林裝束：棕色農夫外套，有寬大的翻領和高挺的衣領，配上及膝馬褲。他的學生稱之為“存在式”或最具自身感”的打扮。

Metaphysics：我在這個“此在”的情緒，從興高采烈以致百無聊賴，又或瀰漫著壓抑與不安感，就是齊克果形容為憂懼的感覺。每一種情緒都讓世界在不同形態下展現出來。在焦慮下，世界在我眼中就顯得“怪異”（德文：unheimlich，字面意義是“不像家”），“各種存在完全陌生”。在這種不像家、不熟悉的時刻，不安讓哲學踏出了提出質疑的第一步 － 具體來說，就是海德格在這次演講德高潮中所提出的大問題：“為什麼世間有存在物，而不是一無所有？”

《存在與時間》幾乎每個海德格的重要想法，都包含模稜兩可特性。最危險的概念，也可能最有價值 － 就像呼召我們回歸屬己性、負起人生責任的論點。最令人迷惑的是有關“共在”（與他人共同存在）的論述；海德格是把這種經驗放在哲學中心地位的首位哲學家。...... 當朋友試著弄清他的底藴，卻只見一片虛空。Arendt 在1949年寫信和雅斯培說，這不是因為海德格人格敗壞，而是他“沒有”人格。..... 彷彿人類日常生活有些東西，是這位著眼於日常性的大哲學家沒看到的。

拒絕去柏林。1934 在納粹認可的《日耳曼人日報》表示不移居柏林，是因為這樣就會脫離黒森林的環境，告別“冷杉緩慢而從容成長，青草地上繁花盛放，山溪在漫長秋夜奔騰，白雪覆蓋大地喚起肅穆簡樸氣象”。一個嚴冬晚上，當暴風雪在小屋四周掠過，他寫到：“這是哲學思考的最佳時刻”。又說：

當那年輕的農家小孩操控著沈甸甸的、高高堆著山毛櫸木材的雪橇，往山坡上拉，再往下驚險送回家中，當那牧人陷入沈思踏著緩慢步伐，把牛群趕上山坡，當雪橇上的農夫拿到了數不清的木瓦片準備裝上屋頂，我做的工作，跟他們是相同的。

海德格說，當柏林的職位最初向他招手，他向托德瑙堡的鄰居尋求忠告，那是一位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後來確定是 Johann Brender。他想著想著，像有智慧的鄉下人常見的那樣，腦袋轉動了好一陣子，然後做出了回答，不是用語言，而是默默搖了搖頭。一切就這樣搞定。海德格不去柏林了，放棄國際化都市生活，避開“權力的毒害”，回到德國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聳的樹木，回到砍柴劈木，回到小徑旁的簡陋長凳，這是他思考的最佳環境，“一切事物變得孤獨而緩慢”。

就是這些景象 － 這些恰好在納粹最差勁的鄉野藝品中可見的景象，引導著海德格日後的哲學方向。

現象學：透過“懸擱”，摒除二手概念或接受而來的概念，然後再描述直接呈現在眼前的東西。對胡塞爾來說，能夠不受其他理論影響而描述一個現象，就是哲學家的解脫之道。

波娃與梅洛龐蒂  Simone de Beauvoir / Maurice Merleau-Ponty

相識為 1927 年，兩人19歲。哲學共同考試中第二名，梅洛第三。

梅洛龐蒂生於1908年3月14日，只比波娃大兩個月，對自己的出身能更從容面對。以輕鬆、沈著的態度應對眼前的社會處境，可能是由於他有一個非常快樂的童年。他說，兒時感到自己受愛護，受鼓勵，從來不用費力就應得讚賞，因此畢生保持歡愉的性格。他有時也感到煩躁，但就像他在 1959 年一次電台訪問中說，他幾乎總是心平氣和。他是我們所講的存在主義故事裡唯一有這種性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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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波娃特別氣惱的是，梅洛龐蒂看來“對所屬階級和它的生活方式徹底適應，全心全意接納中產階級社會”。他有時在梅洛龐蒂面前大談中產階級道德如何愚蠢、殘酷，對方只是平和地不表認同。波娃寫道，梅洛龐蒂“跟他母親和妹妹相處融洽；我對家庭生活的恐懼，他沒有同感”。又說：“他不厭惡派對，有時還去跳舞。他以天真的與其問道：有何不可？－我只好棄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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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欣賞對方的優點：“我認識的人當中不曾有誰，能讓我切身學習歡愉的藝術。他輕輕扛起整個世界的重量，讓重壓也不再落在我身上。在盧森堡公園裡，早上的藍天，還有綠色的草坪和太陽，都在發光發亮，這就像我最開心的日子，好天氣常在的日子。”可是有一天，當他們在布洛涅的湖邊閒逛，看著天鵝和小船，波娃突然對自己慨歎：“啊，他沒有半點苦惱！他如此平和，觸怒了我。”如今清楚不過，他永遠不能成為合適的情人。他最好還是扮演哥哥的角色；波娃只有一個妹妹，兄弟的角色空著正好由他來填補。

沙特與波娃

那是很長很長的一段關係，從 1929 年延續到沙特 1980 年過世。50 年來，它是存在主義實踐的哲學演示，界定它的兩大原則，是自由與伙伴。不用說得太嚴肅，其實他們共有的記憶、體驗和玩笑，像每一段長久的婚姻一樣，維繫著他們的關係。他們認識後不久就分享了一個典型的玩笑：他們參觀動物園，看見一頭胖得可怕而看似悲劇人物的海象正張大嘴巴，讓管理員把魚滿滿地塞進去，一邊餵著，牠就一邊抬頭望天像是嘆息哀求。從此以後，每次沙特看來悶悶不樂，波娃就會提到那頭海象，於是沙特雙眼往上滾，發出搞笑的嘆息，兩人的感覺馬上改善過來。

在後來那些日子裡，沙特像是往外跑開去，因為他投身的事業令他不能老是沈溺在這個兩人世界，但他一直是波娃經常倚賴的對象；她有需要時會讓自己迷失在這種關係中。她知道自己有這種傾向。

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作家之間的關係。沙特和波娃都有與人溝通的強烈欲望。他們寫日記，寫信，把每天生活的細節告訴對方。兩人在二十世紀一半時間裡的語言文字往返，光想到它的數量就令人不勝負荷。沙特總是波娃的著作的第一位讀者，波娃信賴他的批評，他則鞭策波娃寫作，發現她偷懶就嚴責一番：“海狸海狸，你為什麼停止了思考，為什麼不再工作？我相信你想寫作吧？你不用當家庭主婦，對嗎？”

＊逃亡到捷克：去邊境友人家作客，德國前門進去，後門離開。
＊海德格回歸鄉野古代，胡塞爾卻談論希臘人是貿易家，於是有文化碰撞。（1930 國際化是侮辱，往往詮釋為“猶太”的代號。）

沙特從直覺想出這一切，其實他在想著自己，起碼跟想著惹內一樣的多。他本身的中產階級童年，跟惹內的童年沒有多少共通點，可是他也經歷過黑暗日子。當他一家人遷居拉羅歇爾，當時十二歲的沙特不但要應付威嚇他的後父，在環境惡劣的學校裡還被其他男孩毆打，彷彿是個賤民，又因貌醜而遭恥笑。在這種可憐景況中，沙特決定採取一種帶有儀式作用的姿態，按照他的想像，這樣別人的暴力就會被他吸收，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可以反過來藉此對抗敵人。他從母親的錢包偷取零錢，用來買糕點給欺侮他的人。這看來是很有趣的一種暴力對抗方式（也許要看那些糕點是什麼模樣）。但對沙特來說這是有如魔術的行動，它是一種轉化：他的欺侮者從他身上取走東西，現在他反過來把一些東西送給他們。透過像惹內那樣的偷竊和施予行動，他用自己的定義重新界定那個處境，就像創造了一件藝術品。他後來告訴波娃，自此之後他就“不再是個受迫害”的人。有趣的事，沙特後來一輩子都在內心驅使下愛向他人施予。

《知覺現象學》

我是一種心理和歷史結構。隨著我的存在而來的，還有一種存在方式，或一種風格。我的所有行動和思想都跟這種結構有關，即使一位哲學家的思想，也不過是把他如何掌握世界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這就是他的一切。然而我卻是自由的，不是撇除背後的動機不論，而是正因為那些動機我才自由。我擁有別具意義的人生，擁有別具特色的性情和歷史，並不對我投入世界構成限制，那反倒是我跟世界溝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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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梅洛龐蒂認為，如果要好好理解人類經驗，就必須揚棄哲學長久以來的習慣：傳統哲學的起步點是一個孤獨的自我，彷彿一出生就是一個成年人，並且像處身膠囊中與世隔絕，然後試著重新與世界建立聯繫，把身邊各種元素加到自己之上，像給洋娃娃穿衣服。梅洛龐蒂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一旦在出生過程中從母體滑進人世，就緊密而整體地沈浸在世界中，從出生到老死，一直沈浸其中。雖然我們也可以培養一種人生藝術，在沈思或做白日夢之際，偶爾局部超脫這個世界。

梅洛龐蒂認為，意識絕不是從存在割裂開來的虛無，像沙特在《存在與虛無》所主張的，他甚至不會像海德格那樣，把意識看作“林中空地”。他用自己的隱喻來描述意識，提出一個漂亮說法：意識就像世界的“皺摺”，就像有人弄皺一副布，形成小小一個的巢或洞。這種狀態維持一陣子，又再攤開變得平順。

這把具意識的自我，看作恍如布匹的世界瞬間形成皺摺，聽起來帶有點誘惑甚至色情意味。我仍然能有隱私，有一個可以退隱的空間。但我是這個如布料般交織而成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每時每刻，就是從它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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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的情人跟她一起住進蒙帕納斯公寓，那是克勞德朗茲曼。他贏得她的芳心，是因為那種帶有激情的信念，以及對於自己是怎樣的人有強烈意識。波娃寫道，他要界定自己時，“首先會說：我是猶太人”。沙特曾批評這種確切身份陳述，認為是自欺之舉，因為那暗示把自己呈現為固定的自我而不是自由的意識。事實上，沙特和波娃總是墜入同一弱點，喜愛帶有不妥協身份和態度的人。波娃很仰慕地寫道，朗茲曼對於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懷有永久的憤怒。他一次告訴她：“我想殺人，時刻都這樣。”他以行動體現他的感覺，就像波娃一樣。他會純粹因為憤怒而哭泣或嘔吐。相對與沙特在聲譽最高時那種循規蹈矩的表現，這一定很有新鮮感。這也跟過往友人梅洛龐蒂大異其趣 － 他看來只會隨著壓力水平每次升高，而挖苦地微笑或說更多諷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