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是要反貪污，當時國家被美國和以色列來的專業人士把持。然而到了最後革命被宗教騎劫，變成反西方，“阿里的正道”、等了一千一百年的“十二順位伊瑪目”，把一群 Mulla 和 Ayatollah 選進政府。
科姆 Gom 聖城，神學院：最短六年課程，阿拉伯文 / 阿拉伯文法 / 邏輯與修辭 / 法理學 / 伊斯蘭哲學；伊斯蘭科學；相關先知和周遭同伴的傳記、系譜發展、相互關係和傳統。還穿著牛津、Coimbra 式黑袍，神學即學問的傳統。
Peter Abelard 1079 - 1142: 法國哲學家，穆斯林哲學方法創始人
John of Salisbury 1115 - 1180: 英國哲學家和人道主義者，Peter Abelard 的弟子
巴基斯坦眾多印度移民，原本靠中東又慢慢變成，基礎建設則交給俄國 - 不是穆斯林就是共產主義 - 都是想回歸伊斯蘭正道，但巴基斯坦沒有伊朗每個月七千萬的石油錢，只能和沙烏地阿拉伯借錢之類，有些旁教派（阿慕德）被欺壓於是一邊支持“純正伊斯蘭國度”一邊準備移民。大部分收入來自把人送到國外打工再匯回外匯。司法一團糟。用“伊斯蘭教法典”代替英國留下來的制度自然不好使，很快什麼都動不了。雖然各種榮光逐漸黯淡，但大家還是非常虔誠，說來說去都是“這是阿拉神聖國度，心正就會有好事發生”之類沒有行政細節的信徒話語。基本上還是想用1400年前的律法，就像“強暴要四個目擊證人”才可以定罪，因為先知的妻子當年就是這樣沒有定罪（先知當年50幾，妻子13）先知和妻子 Aisha 結婚時妻子幾歲也很關鍵，因為幾歲可以合法結婚取決於此（9？10？13？），完全不考慮今日的社會型態。Karachi 是英國建立的港口，VS 去的時候還有他們留下來的黑人碼頭工人和侏儒旅館員工，鄉下人到城市裡的五星級飯店看各種白種女人游泳。大家被問到細節的時候都支吾其詞，可能自己也想不清楚。94 Parties，15% literacy，1857 England mu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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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30歲，可是他如此孤陋寡聞，涉獵淺薄，心中幾乎空空如也，什麼概念也沒有。我想，他根本不是要出國寫論文，他想要一份工作；他想要的不過是一紙簽證和一張無異議證明而已；他真正的企圖只是遠走高飛罷了。
當其本國的歷史都遭到大幅扭曲、封鎖資料、拒絕外界查詢時，他又如何能夠研究，如何判斷，如何臨淵屨薄地踏進另外一個文明的文學批評領域呢？再者，想來這有多突兀，站在拉瓦平第遭人侵佔的共濟會會館中，談論著唱和英國政治的小說及殖民主義的扭曲效應，然而那個城市再過幾個星期，藉著宣揚伊斯蘭教之名，所有疑問與質疑一概消音，一車車載滿鞭刑犯人的卡車即將出動，官方也將陸續發布公開鞭刑的檔案照片，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一位記者即將遭到逮捕，他枷鎖上鍊的照片也即將張貼於巴基斯坦各地。
阿默德 - Indian Jesus （和太平天國一樣，各區動不動就會來個新先知）
馬來西亞 50%馬來人，英國殖民主帶來中國和印度勞工。馬來人討厭華人。麻六甲1400 - 1511 葡萄牙港口，1511 之後變成穆斯林。穆斯林都在鄉村、純樸互助的鄉下，華人在城市。文中的穆斯林都崇尚“過去簡單的林園生活”，但其實都避不了務實主義（種花不如種香蕉）Penang 第一個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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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想致力的目標不在於重新架構；動搖國本，拆解清除社會組成成分，才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他唯一想要加以運用來重建社會的，只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抽象概念。話題就這樣導向至此。馬來西亞剪不清、理還亂的痛苦病灶：馬來人之閑逸散慢、華人之積極進取、種族政治、晚近出口收入所導致的貪污腐敗、這個教育程度低落的弱勢國家對於科技一面倒的倚賴 - 馬來西亞在我們的談話中消失了，飛升為一個抽象概念，一個信仰純正的國度，五體投地，全心拜服於阿拉真主。達成這般全國全心的順服之後，所有內政外交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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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謂重建馬來西亞的主旨大綱，內容之空泛抽象與題目不分軒輊。他的“信仰體系”強力呼籲全國上下共同膜拜阿拉；至於他的“社會體系”，他則要求自由“各層部門不得瀆職貪污”，保障婦女與家庭生活，“禁絕賣淫與同性戀娼寮”；“經濟體系”則堅持“良心收入，禁絕賄賂、賭博，不得剝削貧下階級”。可是，文章結尾卻刺眼難堪。穆罕默德在文章最後一段，討論到他的理想國的“政治體系”時，呼籲到：“推出近乎伊瑪目的政治領袖：阿里發代表真主統理人世”。說穿了，默罕默德正在呼求某個像是阿亞圖拉何梅尼一樣的寡頭。何梅尼同樣自命為真主的代表統治伊朗。穆罕默德同樣一心期望，某個像何梅尼那樣的宗教領袖，可以下凡出世來統治馬來西亞。通篇空言當中，這是他唯一提得出來的具體建議。
而萬流歸宗，那就是他的馬來與穆斯林激情、他的歷史知識、自覺意識的醒覺與知性的生活，共同歸納得出的結論。他對於改革毫無概念，至於改進現況的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他也一無所知。他根本無法實事求是。然而，要他廢除空言，回歸現實，委實太困難了。他全盤依賴別人的論述與想法，再將它們填塞進入他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激情當中，要他落實具體，委實強人所難。他一心只期盼著這個世界能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全盤改造，突如其然地（就像他回憶中，田莊男孩進城去，就讀一所位於墓園一側的教會學校一般突然）重新回到信徒的掌握之中，就像當年他的世界驟然逸出他的掌握一樣。
印尼（1945之前叫 Batavia）14世紀接受穆斯林之前是佛教和印度教，被荷蘭殖民四百年，二戰與日本合作，日本讓它們“獨立”，二戰後與荷蘭打了四年仗將對方趕出去。1965年大屠殺殺了50到100萬人，之後進入二十年的獨裁統治。1949後叫雅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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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讓各種怨怒憤恨都理直氣壯起來 - 為了信仰而義憤填膺，為了政治待遇不平而憤世嫉俗；兩種憤怒，彼此相似。而在這趟旅途中，我三不五時就會遇到這類敏感人士，他們心中早已醞釀著翻天覆地的大騷動。
我在伊朗遇到了貝札德，他帶著我走遍德黑蘭，以及聖城科姆和麥什德。他是個共產黨員父親養大的共產黨兒子，而不是個穆斯林。可是，他的共產主義卻與伊朗的什葉派信仰如出一轍，類同於什葉派信徒背負著的血海深仇：這個樑子結在第七世紀，阿拉伯人顛覆了古老的波斯帝國之時。良善的穆斯林相信，這個世界最美好的時光，就在於先知與前四任循規蹈矩的阿里發期間；貝札德則篤定的以為，全世界最美好的時光，就在於1917年到1951年之間的蘇聯。黑暗陰霾一掃而空，人民推翻了腐敗不義的社會，蘇聯的集中營與監獄灌滿了邪惡的奸詐小人。阿亞圖拉何梅尼言必稱真主，自命為正信的復仇者；共產黨員貝札德，說起話來卻跟何梅尼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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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離奇的邏輯 - 如此離奇，一直到現在，我的旅程即將結束，我還是沒參透其中玄機 - 那就是伊斯蘭教復興的邏輯。在我們講到伊朗國內不公不義的冤枉事件時，賈福瑞先生曾說，他逐漸感受到，甚至在伊朗國王時期：“伊斯蘭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案。” 這我怎麼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張，怎麼能夠挪用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呢？為什麼不改而致力於制訂公平工資和法治系統呢？為什麼光是鑽研伊斯蘭教以及提倡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當下賈福瑞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為人最深沉的渴望，他把這渴望隱藏在一開始關於政治現狀的抱怨之下。他說，身為一個什葉派信徒於穆斯林，他畢生始終期望能夠見到 jame towhidi，而他把這兩個字翻譯為“信徒的社會”。
那樣的社會已經來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瑪目降臨塵世，舉國歡騰狂喜，大型信眾聚禮不輟，完美的伊斯蘭教大團結。可是，這樣完滿的信眾社會並沒有導出法律、機構與體制，這些事務還是跟過去一樣遙遠而不可及。那個信眾的社會只帶來了無政府混亂、歇斯底里，以及這間空曠無物的辦公室。此時，賈福瑞先生那台曾經敲打鍵入宣揚伊斯蘭教義專欄文章的打字機，依舊沒套上罩子，斜斜地閒置在了無他物的辦公桌上。打字機、現代化的辦公室、印刷機具、廣告客戶、配送系統、讀者。在在都需要一個複雜的、“物質拜金”的社會，而賈福瑞先生不自覺地正是這個社會的一員。這個複雜的社會，自有其不可逆的強硬規範。這樣的社會，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以外，還需要些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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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全心歸順信仰，信仰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他批評反對的標靶。世界演變得越加詭譎，光怪陸離，他只想盡可能地找到自己的歸屬，緊抱不放；可是，另一方面說來，他又確認肯定外面那個世界如此卓越、傑出，也是他的兒子應當去締造前途的世界。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就萌發在這種心智區隔與人格撕裂之上 - 這方面與他們厲言抨擊伊朗國王暴虐無道、窮奢極侈是不相上下的，而革命就停頓在這道區隔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