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Freedom - Jonathan Franzen

塞斯談論佩蒂的次數稍稍超過了他老婆可以忍受的程度。在塞斯看來，柏格蘭夫婦是那種內疚感極強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需要不斷原諒所有人，才不會為自己的好運感到內疚。他們缺乏足夠的勇氣去坦然享受自己的特權。... 在梅里看來，如果你揭穿她那溫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許會驚訝地發現佩蒂堅忍、自私、好勝的一面，發現她其實是個雷根主義份子；顯然，佩蒂真正在意的不過是她的孩子和房子，而鄰居、窮人、國家、父母、甚至丈夫，都算不了什麼。

至於康妮，波爾森夫婦無論從哪個方向朝康妮家的窗戶看出去，幾乎都會看到她在等待。她真是非常有耐心的女孩，新陳代謝的速度堪比冬天的魚。

佩蒂知道她表現的很差勁，但是她控制不了自己。看著潔西卡和威廉在一起時的溫柔，她想到了十九歲時的自己，想起了她接受的平凡普通的大學教育，想起了她和卡特、 伊莉莎的病態關係，她懊悔著她的人生，可憐她自己。第二天，當她再次來到學校的時候，她的抑鬱心情正在加重，正在像跳下陡崖一般地惡化著，她強打精神參觀了學院豪華氣派的校園，在校長官邸前的草坪上享用午餐，並熬過了下午那場有很多家長參加的討論會。每個人看上去都容光煥發，都比她感覺到的更適應這個環境。所有學生看上去都那麼快樂，都有能力做好所有的事，當中自然包括輕鬆自在地坐在酒吧裡；所有其他家長看上去都那麼為自己的孩子感到驕傲，那麼激動地做孩子的朋友，學院本身也似乎為它的財富和無私的使命而驕傲不已。佩蒂確實做了一個好媽媽，她成功地引導女兒過上比自己更幸福、更容易的生活；但是，單單從其他家庭的身體語言看來，很明顯，作為母親的她在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失敗了。當其他媽媽們和女兒們肩並肩地走在舖好的小路上，笑著，互相比較著手機，潔西卡卻走在草地上，走在佩蒂前面，快兩步或一步的地方。那個週末，女兒分配給佩蒂的唯一一個任務就是欣賞她好得不得了的大學校園。佩蒂盡全力扮演好這個角色，可是到了最後，在她的抑鬱突然發作的片刻，她在零落地點綴在大草坪上的阿迪朗達克椅子上坐了下來，懇求潔西卡和她一起回費城吃晚餐，不要威廉，就母女兩人。

卡茲廣泛閱讀過大眾社會生物學方面的書，對於抑鬱這一種人格特質和它在人類基因中貌似反常的持續存在，它的理解是抑鬱成功地幫助人類適應人生中無休止的痛苦和艱難。悲觀、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不配享有權利、無法從快樂中獲得滿足、苦惱地認知到人類世界從整體上來看是個糟糕透頂的地方；卡茲父系的猶太祖先被有宿仇的反猶太份子從一個聚居的村落驅趕到另一個村落，至於他母親這裡的盎格魯撒克遜家族，則在北歐短暫的夏季裡，辛苦地在貧瘠的土地上耕種黑麥和大麥，一年到頭沒幾天好日子過，總是期待著最壞的消息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應付惡劣生存環境的手段。畢竟，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夠像壞消息那樣滿足一個抑鬱者。這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生存方式，但它有著進化的優勢。嚴峻環境裡的抑鬱者傳遞下來他們的抑鬱基因，無論多麼令人絕望；而擅於自我改良的人們則信仰基督教，或移居陽光較為充足的地方。

“我不需要，”她說：“我沒有理解錯，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和你在一起。我的人生只需要這一樣東西。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我可以在一旁幫助你。你會擁有很多間公司，那麼我就為你工作。或者你可以競選總統，那我就為你的競選團隊服務。我會去做其他人不願意做的事。如果你需要有人為你犯法，我會為你去。如果你想要孩子，我會為你養他們。”
喬伊明白他需要用點腦來回應這一段讓人震驚的告白，但是不幸地他當時還在大麻作用狀態中。
“我想要你做的事情是這樣的，”他說：“我希望你接受大學教育。比如說，”他不明智地加上了後面這一句，“如果你以後要為我工作，你需要知道很多不同的知識。”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是為了你才去上學的，”康妮說：“難道你剛才沒在聽嗎？”
他開始看出來，這是他當初在聖保羅時沒有看到的，各種事物的代價並不總是第一眼就標明地清清楚楚：他在高中時享受的樂趣，其實附加了有不斷膨脹的高額利息，而這筆債務可能還在人生的正前方等著他。

他和他的妻子愛著對方，也每天帶給對方痛苦。他的人生中所做的其他事情，甚至包括他對拉麗莎的渴望，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從這個事實中暫時逃開。他和佩蒂無法共同生活，卻也無法想像離開對方。每次他覺得他們已經走到無法忍受的崩潰邊緣，每次又都會發現他們還可以繼續過下去。

來到這個國家的人不是為了錢，就是為了自由。如果你沒有錢，你就會更加憤怒地緊抓著自由不放；就算抽煙會害死你，就算你餵不飽孩子，就算你的孩子被瘋子的突擊步槍擊倒。你可以是個窮人，可是有一樣東西任何人都無法從你手上奪走，那就是你想怎樣糟蹋你的生活都可以的自由。

《我們一家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House - Raja Shehadeh

要是朱莉亞生在另一個時代，她很可能是個事業有成的女企業家。不過就她的年代而言，問別人從事什麼工作是很無禮的：這暗示著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維生。工作本身毫無價值，她從來不為錢賣力幹活，金錢是骯髒之物，每次摸過以後都必須把你的手洗乾淨。對於現實的經濟世界她無所領會，她真切相信的是把你手頭擁有的東西牢牢掌握。或許這便是當年丈夫告知她 － 就在他們被迫流亡離開雅法的前一年 － 有買家對飯店有興趣，而她斷然拒絕的原因。

每天晚上他們討論這些議題直到下半夜接近破曉 － 共產主義者、阿拉伯復興黨人、社會主義者、還有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每個人都有他獨到的制式答案，我父親帶著同理心一一聆聽。或許就是這原因，依據約旦當局接獲的報告，紀錄顯示他在不同的時間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他並非這些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他可以設身處地地聆聽各種意見，但講求實際的氣質傾向使他拒絕接受這些意識形態所提供的貧乏的終極解答。在他看來人生複雜多面，並且隨時處於變遷之中，任何單一的解答不可能捕捉複雜的人生，它需要持續不斷的調整因應。身處沙漠的日子當中，唯一不變的事物似乎是一種模糊的倫理義務驅使他培育出近乎神秘主義的信念，命令他鍛鍊一己的意志，永遠抱持自由開放，篤行善念，還有，遭逢抉擇時，絕對避免施惡於他人。不管其他人心裡想法如何，我父親對自己的人生使命和行善的潛能總是抱持強烈的意識。沙漠中那股內在的聲音強化鞏固，隨著歲月推移，它強大到足以令其他的聲音安靜下來，帶給他果斷、真誠的力量勇往直前，無怨無悔地追求他為自己擬定的道路。

《我曾經愛過》Je L'aimais - Anna Gavalda

「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時對人生會有什麼期待？

我，沒有。什麼都不期待。我工作。工作又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就是我最好的偽裝、我的盔甲、我的藉口。不好好生活的藉口。因為我不怎麼喜歡...... 生活。我以為我不懂得生活。

我自找麻煩，翻越重重高山，非常高，非常陡峭的高山。然後我又捲起衣袖，繼續爬上去，接著又創造出其他的麻煩。我並非野心勃勃，只不過是缺乏想像力。」

「...... 就在這個時候，侍者打斷了她，不過半秒鐘的時間，她就換上了面具。跟他微笑著，跟他詢問一種我說不上來，叫什麼多爾多里尼的細節。我整個人都呆掉了。當侍者轉過來問我的時候，我很慌亂，結結巴巴地說“跟小姐一樣”我根本連一秒鐘都沒想到這份該死的套餐，你想想看。一秒鐘都沒......

就是從那開始，我才領教到蘇珊的力量。她無遠弗屆的力量。她才是壓路機。我那時才知道她才是最堅強的，遙遙領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真的趕上她。其實，這只是很單純的一個時間表的問題，因為她靠海的房子的工程快結束了，所以她才來找我的碴。掛上最後一個畫框、擺上最後一個三角架之後，她終於想到我，轉過來面對我，這才因為她的新發現感到驚恐萬分。」

為了一個因為她的乳酪店和肉鋪子而沒法離開我的人，我失去了一生的最愛。理不清頭緒，隨隨便便。

打壞主意的人總是很容易找到藉口，這點很厲害。

「我看到有點痛苦的人，只是有點而已，幾乎不痛苦的痛苦，但就夠搞砸一切了，你知道嗎？ 到了我這個年齡，這個看得多了。那些還在一起的人，因為覺得還可以依靠這個微不足道的東西，以為還可以依靠他們沒有火花的卑微生命。所有的安排、所有的矛盾，都會就此終了。

好耶，好耶，好耶！一切全都被埋葬了，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愛，而現在，就該輪到我們了！好極了，朋友們！

退休的人，所有退休的人。我恨他們，你聽到了嗎？因為他們讓我想起自己的嘴臉，所以我恨他們。他們在那，沈溺於自我滿足。大船停泊，大船停泊！他們好像在說永遠毋需彼此扶持。但天知道得付出什麼代價？什麼代價？後悔、悔恨、精神失常及妥協，永不會癒合結痂。永遠不會。你聽到了嗎？就算在海斯佩拉蒂島；就算跟玄孫子一起拍五代同堂合照；就算在回答益智節目主持人問題的同時。」

「命運比你來得強，即使你忽略、即使你拒絕承認，人都拗不過生命。命運比什麼都強。那些從集中營回來的人，又有了共同的孩子，那些受盡折磨的男男女女，那些經歷過親人生離死別的人、那些房子被燒掉的人，那些人又會重新開始趕公車、收看氣象報告，還會嫁女兒。真令人不敢相信，可是真的就是這樣。命運強過一切。何況，我們是誰，憑什麼自以為這麼重要？我們激動，說話很大聲，這又怎樣？這又為了什麼？然後呢？又會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