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生活》畢飛宇

魯迅文學獎

我在《南京日報》每天要騎自行車，每天早上都是空腹騎車。時間久了，胃出了問題，我就去醫院做胃鏡檢查，其實問題不大，但是，醫生一不小心把我胃動脈血管給弄破了，這一來問題大了，大出血，幾秒鐘我就暈過去了。我在醫院裡躺了半個月，第十六天，我在醫院裡面實在待不下去了，就回家洗個澡。你知道，胃出血不能吃東西，全靠輸液，最多吃一點“軟飯”，我可是吃過“軟飯”的人呢，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我記得我從浴缸出來的時候兩條腿都在抖，站不穩的。後來我就半躺下了，我已經十多天沒寫東西了，很不習慣，我就拿了一塊木板，頂在自己的腹部，就在那裡寫。開始是寫著玩的，寫著寫著，像小說了，這就是後來的《哺乳期的女人》。我的手上一點力氣抖沒有，筆畫特別輕。

物理學之後

赫曼赫塞在中國是不怎麼流行的作家，我特別喜歡。卡繆，其實他也是一個思辨性非常強的小說家，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在抒情性的作家與力量型的作家之間，我個人更偏好力量型的。力量從哪裡來呢？當然是思想。其實我不太相信情感，至少有保留。這個說起來又有點糾結了，因為很矛盾，我的理性不相信感情，可我又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我其實是一個糟糕的人，挺可憐，一輩子都要在這些東西裡頭糾結，許多時候都很痛苦。這句話也可以這麼說，我的能力在“及物”的部份，我的興趣卻在“不及物”的那個部份，當語言離開了具體的食物，進入到抽象那個層面的時候，我往往很來勁。從物到物，從人到人，我會很快樂，但是，從概念到概念，這裡頭始終有一種讓人癡迷的力量。

尊嚴就是平等

“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你注意到了嗎？在西方重要的文獻裡，這個問題不討論，不搞邏輯論證，你不覺得奇怪嗎？西方人那麼在意邏輯，那麼在意論證，但是，在平等這個問題上，他們很‘粗暴’，就是不論證，就是不講邏輯，直接就是‘天賦’人權，人是‘生而’平等。當然，這個與他們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有關。

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文化的差異是很大的，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很困難，與這種文化差異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國，尊嚴不是一個‘天賦’的問題，而是一個權力的問題。人們很容易把尊嚴問題和權力的力量對比聯繫起來，那麼好吧，我們來看一看。在專制制度底下，太監沒有尊嚴，這個是一定的，皇帝的權力最大，他就有尊嚴了？也密友。皇帝依附於他的黃權，這是最高權力，在這個權力之下，做為皇帝的個人，也沒有一個有效的法律來保護他。一旦皇權喪失，你可以在皇帝的腦袋上拉屎，一刀捅死了算是便宜的，鞭屍都是常事。所以，尊嚴的前提是‘拿人當人’，得有‘拿人當人’的制度和‘拿人當人’的法律做保證，太監連人的玩意兒都沒了，他低於人，皇帝高於人，他們不能算作主體上的人。不是人，就沒有人的尊嚴。

《紅樓夢》與《水滸傳》

張清華是在和我討論戲劇性的時候總結三大名著的：《紅樓夢》是空色空，《水滸》是散聚散，《三國演義》是分合分。

小團圓

張愛玲如果沒有《小團圓》這本書，她就是盛夏的絲瓜，像水果，像黃瓜，到了《小團圓》，深秋來臨了，給人的感覺真是一個絲瓜，一點水沒有，裡面全是筋。這個滿可怕的。

張愛玲有這個能力，她直指人心。許多讀者害怕她，有道理的，你沒地方躲。她有入木三分的洞穿力，《傾城之戀》幾乎就是一個完美的小說。說起直指人心，我覺得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還是有區別的，女性更犀利一點。我像對你說一件和小說很不相干的事情，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做了刑警，辦過無數的案子。她告訴我，如果是用刀子殺人，死者身上如果有許多刀口，一般是男性幹的，死者身上如果只有一個刀口，那麼，幾乎就可以斷定殺人犯是女性。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女性對自己的力量沒把握，如果一刀解決不了問題，那就麻煩了，所以女性要嘛不下手，如果下手，那是很決絕的，通常都是‘一下子’致命，這是一個基因的問題。

做為一個導演，張藝謀沒什麼問題，許多東西不缺，但是，作為人，張藝謀的身上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對感情不敏感，他不太愛，也不太在意表達愛。這個東西對張藝謀的妨礙相當大。他的骨頭是冷的。張愛玲當然不一樣，但是，張愛玲的骨頭也是冷的。別看陳凱歌那樣，陳凱歌對情感很敏感，馮小剛也敏感，姜文其實更敏感，但是，他的審美趣味和他的天性有點擰，他喜歡酷，他愛冷，他不好意思熱。哪一天姜文肯了，他會給我們驚喜，那將是另一個開始。婁燁呢？他敏感得幾乎不行了。你能想像陳凱歌老淚縱橫，你也能想像姜文、婁燁、馮小剛老淚縱橫，雖然馮小剛哭起來也許更不好看，但是，如果你是導演，你要選擇一張老淚縱橫的臉，男主角你會選擇張藝謀？女主角你會選擇張愛玲？我反正不會，那張臉看上去就不像。他們哭不出來，他們哭出來了我也哭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