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

《小說生活》畢飛宇

魯迅文學獎

我在《南京日報》每天要騎自行車,每天早上都是空腹騎車。時間久了,胃出了問題,我就去醫院做胃鏡檢查,其實問題不大,但是,醫生一不小心把我胃動脈血管給弄破了,這一來問題大了,大出血,幾秒鐘我就暈過去了。我在醫院裡躺了半個月,第十六天,我在醫院裡面實在待不下去了,就回家洗個澡。你知道,胃出血不能吃東西,全靠輸液,最多吃一點“軟飯”,我可是吃過“軟飯”的人呢,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我記得我從浴缸出來的時候兩條腿都在抖,站不穩的。後來我就半躺下了,我已經十多天沒寫東西了,很不習慣,我就拿了一塊木板,頂在自己的腹部,就在那裡寫。開始是寫著玩的,寫著寫著,像小說了,這就是後來的《哺乳期的女人》。我的手上一點力氣抖沒有,筆畫特別輕。

物理學之後

赫曼赫塞在中國是不怎麼流行的作家,我特別喜歡。卡繆,其實他也是一個思辨性非常強的小說家,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在抒情性的作家與力量型的作家之間,我個人更偏好力量型的。力量從哪裡來呢?當然是思想。其實我不太相信情感,至少有保留。這個說起來又有點糾結了,因為很矛盾,我的理性不相信感情,可我又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我其實是一個糟糕的人,挺可憐,一輩子都要在這些東西裡頭糾結,許多時候都很痛苦。這句話也可以這麼說,我的能力在“及物”的部份,我的興趣卻在“不及物”的那個部份,當語言離開了具體的食物,進入到抽象那個層面的時候,我往往很來勁。從物到物,從人到人,我會很快樂,但是,從概念到概念,這裡頭始終有一種讓人癡迷的力量。

尊嚴就是平等

“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你注意到了嗎?在西方重要的文獻裡,這個問題不討論,不搞邏輯論證,你不覺得奇怪嗎?西方人那麼在意邏輯,那麼在意論證,但是,在平等這個問題上,他們很‘粗暴’,就是不論證,就是不講邏輯,直接就是‘天賦’人權,人是‘生而’平等。當然,這個與他們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有關。

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文化的差異是很大的,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很困難,與這種文化差異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國,尊嚴不是一個‘天賦’的問題,而是一個權力的問題。人們很容易把尊嚴問題和權力的力量對比聯繫起來,那麼好吧,我們來看一看。在專制制度底下,太監沒有尊嚴,這個是一定的,皇帝的權力最大,他就有尊嚴了?也密友。皇帝依附於他的黃權,這是最高權力,在這個權力之下,做為皇帝的個人,也沒有一個有效的法律來保護他。一旦皇權喪失,你可以在皇帝的腦袋上拉屎,一刀捅死了算是便宜的,鞭屍都是常事。所以,尊嚴的前提是‘拿人當人’,得有‘拿人當人’的制度和‘拿人當人’的法律做保證,太監連人的玩意兒都沒了,他低於人,皇帝高於人,他們不能算作主體上的人。不是人,就沒有人的尊嚴。

《紅樓夢》與《水滸傳》

張清華是在和我討論戲劇性的時候總結三大名著的:《紅樓夢》是空色空,《水滸》是散聚散,《三國演義》是分合分。

小團圓

張愛玲如果沒有《小團圓》這本書,她就是盛夏的絲瓜,像水果,像黃瓜,到了《小團圓》,深秋來臨了,給人的感覺真是一個絲瓜,一點水沒有,裡面全是筋。這個滿可怕的。

張愛玲有這個能力,她直指人心。許多讀者害怕她,有道理的,你沒地方躲。她有入木三分的洞穿力,《傾城之戀》幾乎就是一個完美的小說。說起直指人心,我覺得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還是有區別的,女性更犀利一點。我像對你說一件和小說很不相干的事情,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做了刑警,辦過無數的案子。她告訴我,如果是用刀子殺人,死者身上如果有許多刀口,一般是男性幹的,死者身上如果只有一個刀口,那麼,幾乎就可以斷定殺人犯是女性。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女性對自己的力量沒把握,如果一刀解決不了問題,那就麻煩了,所以女性要嘛不下手,如果下手,那是很決絕的,通常都是‘一下子’致命,這是一個基因的問題。

做為一個導演,張藝謀沒什麼問題,許多東西不缺,但是,作為人,張藝謀的身上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對感情不敏感,他不太愛,也不太在意表達愛。這個東西對張藝謀的妨礙相當大。他的骨頭是冷的。張愛玲當然不一樣,但是,張愛玲的骨頭也是冷的。別看陳凱歌那樣,陳凱歌對情感很敏感,馮小剛也敏感,姜文其實更敏感,但是,他的審美趣味和他的天性有點擰,他喜歡酷,他愛冷,他不好意思熱。哪一天姜文肯了,他會給我們驚喜,那將是另一個開始。婁燁呢?他敏感得幾乎不行了。你能想像陳凱歌老淚縱橫,你也能想像姜文、婁燁、馮小剛老淚縱橫,雖然馮小剛哭起來也許更不好看,但是,如果你是導演,你要選擇一張老淚縱橫的臉,男主角你會選擇張藝謀?女主角你會選擇張愛玲?我反正不會,那張臉看上去就不像。他們哭不出來,他們哭出來了我也哭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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