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柴靜

1894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當時的國人又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佈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人，“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

史密斯歎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裡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製食品，為甚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裡的冬天從來沒有冰製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井繩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 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無所謂美術，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後，北京這座中世紀都城開始現代化，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啓矜，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典籍，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作法部份，只有薄薄幾十頁 － 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兩字。

為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啓矜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淘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在晚清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楣的。

盧安克說：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麼。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學生。學生說過：如果自己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人類的發展，那麼人類就是他的後代。

他一再說：很多人需要我告訴他們一個怎麼樣才正確的生活，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假如我知道這麼多，這些積累的知識也只會阻礙我的行為。如果一個老師不理睬自己的感受，僅僅根據知識去做，這會讓學生感到虛假。怎麼會有對和錯的事呢？根據自己的感受去做，這就是對的吧。

他寫過，“感受”不是慾望和情緒，沒有“要達到什麼”的動機，只是“誠實和持續不斷地對事物平靜觀察”。盧安克要的不是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讓人從“非人”的社會經驗裡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自己。人們不需要在他那裡尋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飽含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