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畢飛宇

這些年郭家興對待房事可是相當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門熟路的，每一次都像開會，先是佈置會場，然後開幕，然後做一做報告，然後閉幕。好像意義重大，其實寡味得很。

關於人稱，我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第一人稱多少有點神經質，撒嬌、草率、邊走邊唱，見到風就是雨；第二人稱鋒芒畢露、凌厲，有些得寸進尺；第三人稱則隔岸觀火，有點沒心沒肺的樣子。這些都是人稱給敘述所帶來的局限。事實上，敘述本身就是一次局限。我在鄉村的時候遇到過許多冤屈的大媽：愛用第一稱的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天才、控訴的高手，一上來就把她們的冤屈變成了吼叫、眼淚和就地打滾；而愛用第二人稱的潑婦居多，她們步步為營，一步一個腳印，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場；選擇第三人稱的差不多都是滿臉皺紋的薛寶釵，她們手持紡線砣，心不在焉地說：“她呀，她這個人哪...... ”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當我回想起她們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個藝術上的問題，或者說，人稱上的問題，什麼樣的敘述人稱最能夠深入人心？這就提醒我想起了另一位大媽。她不吼叫、不淌眼淚、不打滾、不挺手指頭，只是站在大路旁，掀起她的上衣，她把她腹部的傷疤袒露在路人的面前，完全是說一有一，說二有二。在我看來她的驚人舉動裡有人稱的分離，彷彿是有一個“我”在說“她”的事，或者說，有一個“她”在說“我”的事。我至今記得那位大媽裸露的腹部，可以說歷歷在目，比二十一世紀另類少女完美的肚臍眼更令我心潮湧動。這正是“第二”人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