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不久時》張亦絢

在這個心智上艱難的狀態中，我找出三個生存的技巧：不好奇、不詮釋、不記得。一個人只要把握這三個原則就可以不受太大的傷害，我經常默念這三原則。每次我要走，如果是明說的，Alex 總找得到方法使我留下來，比如他說“我們可以不要很常見面，但是不要斷掉”；或者“見面時我們不要使關係深入，讓一切都保持在非常膚淺的狀態”；又或者“我們不要有任何關係，只要偶爾出示彼此存在的事實”。

《Dear Life》Alice Munro

我沒有在我媽生病的末期回家陪她，也沒有參加她的葬禮。我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溫哥華找不到人照顧。我們幾乎無法負擔旅費。我丈夫對正式場合不屑一顧，但為何要怪他？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們說到有些事情無法原諒，或是某些事讓我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但我們總是原諒自己 － 而且一天到晚這麼做。

《青衣》畢飛宇

...... 老闆沒有起立，喬炳璋卻弓著腰站起來了。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闆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仰起了脖子。酒到杯乾。喬炳璋激動了。人一激動就顧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喬炳璋連聲說：“今天撞上菩薩了，撞上菩薩了。”

《奔月》公演以來，筱燕秋就一直霸著氈毯，一場都沒有讓過。嫦娥的唱腔那麼多，戲那麼重，筱燕秋總是說自己“年輕”，“沒問題”，“青衣又不是刀馬旦”，“吃得消的”。其實大夥兒早就看出來了，悶不吭聲的筱燕秋心氣實在是旺了，有吃獨食的意思。這孩子的名利心開始膨脹了，想著法子橫在李雪芬的面前。可是誰也沒法說，領導一找她，她漂亮的小臉就成了豬肝。筱燕秋沒心沒肺，就有豬肝，她是做得出來的。

《是誰在深夜說話》畢飛宇

嬸娘的彌留之際

送進敬老院之前嬸娘就有病兆了，記憶力越來越硬，黏不住東西。嬸娘在敬老院共住了三百二十九天，這些日子她沒有一天過得明晰，其實是她的彌留。她的病沒有皮肉苦，嬸娘沒有一句抱怨，沒有一聲呻吟。但她的樣子卻教所有活著的人心酸。她總是那樣笑。她當了一輩子聾啞教師，對那些失聰失語的孩子微笑了一輩子，笑得總是那樣和善慈愛。等她進了敬老院，她的笑容裡已經沒有什麼內容了，只是一種皮膚組織或皺紋走向。看見她老人家笑，我就忍不住難受。過於善良的人其實不宜在世上活，對親人來說，他們永遠是災難；溫良慈祥的人活不出什麼滋味來，一生只不過在為悲劇作鋪陳。

我的腦袋僵在那兒，答應了。我想我也快瘋了。我想不出能為我的嬸娘做點什麼，嬸娘在遺忘、幻覺之中重新開始了她的生命。而我太具體了，我不能成為嬸娘的幻覺。這是一個錯誤，是上帝才犯得起、是上帝才犯得起來的錯誤，當事人無能為力，當事人只有掉過頭去，把一切留給上帝。可是我太難受。晚上我對父親說：“嬸娘怎麼連我都不認識了？” 父親說：“她怎麼能認識你，她連她自己都不認識了，保健員給她梳頭，她對著鏡子給自己打招呼，讓自己進來坐坐，她那種樣子，怎麼能認得你。”


男人還剩下什麼

離婚真是太容易了，就像照完了鏡子再背過身去。

有一點需要補充一下，關於我離婚的理由，親屬、朋友、鄰居、同事分別用了不同的說法。通俗的說法是“那小子”有了相好的，時髦一點的也有，說我找了個“情兒”，還有一種比較古典的，他－也就是我－遇上了韻事。當然，說外遇、豔遇的也有。還是我的同事們說得科學些：老章出了性醜聞。我比較喜歡這個概括，它使我的客廳事件一下子與世界接軌了。

最不能讓我接受的是我的鄰居。他們說，老章和一個“破鞋”在家裡“搞”，被他的老婆“堵”在了門口，一起被“捉住”了。性醜聞的傳播一旦具備了中國特色，你差不多就“死透了”。


女兒咬了一口，並不咀嚼，只是望著我。我說：“吃吧，好吃。”女兒又咬了一口，嘴裡塞得鼓鼓的，對著我不停地眨巴眼睛，既嚥不下去又不敢吐掉，一副撐壞了的樣子。我知道女兒在這一路上吃壞了。我弄不懂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拼命給女兒買吃的，就好像除了買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別的什麼事了。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國男人一樣，即使在表達父愛的時候，也是缺乏想像力的。我們在表達恨的時候是天才，而到了愛面前我們就如此平庸。

然而，再平庸我也是我女兒的父親。我是我女兒的父親，這是女兒出生的那個黎明上帝親口告訴我的。要說平庸，這個世界上最平庸的就是上帝，搗鼓出了男人，又搗鼓出了女人，然後，又由男人與女人搗鼓出下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你說說看，在這個世界我們如何能“詩意”地生存？如何能“有意義”地生存？我們還剩下什麼？最現成的例子就是我，除了女兒，我一無所有。而女兒就站在我的面前，一副吃壞了的樣子。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壞下去了，這麼多年來我還真是沒有想過怎麼去愛自己的孩子。這讓我沮喪。這讓我想抽自己的嘴巴。我從女兒的手上接過麵包，胡亂地往自己的嘴裡塞。我塞得太實在了，為了能夠咀嚼，我甚至像夠那樣閉起了眼睛。

《平原》畢飛宇

沈翠珍依然笑咪咪的，還是說不渴，彎下腰去拿醬油瓶。心裡想，就你那個女兒，又饞又懶，內心世界就不好。除了老子當大隊會計，還有什麼？你大辮子還不肯，想得起來的。不要說我們家端方，就連我都看不上。你想的起來的你。

《其後》賴香吟

我被她劃分出去，顧城寫過：準備死的人是飢餓的，他看著那些活著的人都有些奇怪。

在那之後的事情，宛若琴音拉到高處斷了弦，再也無法清楚拼湊，我也不想追究還原。所有災難都是瞬間的，爆炸，強光，在摀住眼的同時喪失了所有記憶，更改了未來。每走到那裡，我就好像獨自站在一個曝光過度，讓人睜不開眼的地方，是陽光燦爛（陽光怎麼會是白色的呢）？還是災後廢墟（廢墟應該是黑色吧）？更多時候，我聯想到醫院死與白的長廊，縱深拉得很遠很遠，往盡頭越收越窄，終至聚成一點；在那裡，什麼都被收攏，吸納，不可見了；五月也許就隱身在翻過去的那一頭，在那裡頭將有更多我至今不能說明的事物與記憶，我走近一步，那個點就退遠一步，除非我奔跑起來，趕在那個洞口關閉起來，將自己投擲進去。

自殺經常由一些拉拉扯扯的情緒構成，不是所有自殺陰影都該浪漫地歸因於藝術，自殺是現實的一種結果，無論其過程滿載多少幻覺，但往往是由於現實的一個閃點，一個該死時機按下的按鈕，成真了自殺那一刻。把所有死歸諸於藝術，有的時候，我感覺那是一個便宜的美化。

台北。東京。高雄。什麼大城市都是一樣的，我只想生活在舉目無親的城市裡，不僅人們不要認識我，就連城市景觀也不要認得我，那些年我想要的就是陌生，一旦打破陌生，我就不知故事從何說起。

我記不清楚除此之外他還說了什麼，只記得要推門出去之前，我在門後擦了擦眼角，有點濕潤，但似乎又不是眼淚。它和之前我和 DC 談到悲傷而忍不住流淚的感覺完全不同，我似乎並不感到悲傷，眼角那抹濕意，像一種“身外之物”，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此刻我心中關於巴黎，除了一般最隨便的印象以外，再無其他。車子跑得很快，越過了邊境，這些南方車站看起來如此魅力，我是一個斑駁而不誠實的人，誠實不可勝受，作態又沒有辦法，因此沒有感覺，原諒我吧。

《玉米》畢飛宇

這些年郭家興對待房事可是相當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門熟路的，每一次都像開會，先是佈置會場，然後開幕，然後做一做報告，然後閉幕。好像意義重大，其實寡味得很。

關於人稱，我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第一人稱多少有點神經質，撒嬌、草率、邊走邊唱，見到風就是雨；第二人稱鋒芒畢露、凌厲，有些得寸進尺；第三人稱則隔岸觀火，有點沒心沒肺的樣子。這些都是人稱給敘述所帶來的局限。事實上，敘述本身就是一次局限。我在鄉村的時候遇到過許多冤屈的大媽：愛用第一稱的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天才、控訴的高手，一上來就把她們的冤屈變成了吼叫、眼淚和就地打滾；而愛用第二人稱的潑婦居多，她們步步為營，一步一個腳印，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場；選擇第三人稱的差不多都是滿臉皺紋的薛寶釵，她們手持紡線砣，心不在焉地說：“她呀，她這個人哪...... ”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當我回想起她們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個藝術上的問題，或者說，人稱上的問題，什麼樣的敘述人稱最能夠深入人心？這就提醒我想起了另一位大媽。她不吼叫、不淌眼淚、不打滾、不挺手指頭，只是站在大路旁，掀起她的上衣，她把她腹部的傷疤袒露在路人的面前，完全是說一有一，說二有二。在我看來她的驚人舉動裡有人稱的分離，彷彿是有一個“我”在說“她”的事，或者說，有一個“她”在說“我”的事。我至今記得那位大媽裸露的腹部，可以說歷歷在目，比二十一世紀另類少女完美的肚臍眼更令我心潮湧動。這正是“第二”人稱的力量。

《看見》柴靜

1894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當時的國人又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佈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人，“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

史密斯歎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裡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製食品，為甚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裡的冬天從來沒有冰製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井繩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 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無所謂美術，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後，北京這座中世紀都城開始現代化，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啓矜，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典籍，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作法部份，只有薄薄幾十頁 － 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兩字。

為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啓矜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淘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在晚清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楣的。

盧安克說：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麼。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學生。學生說過：如果自己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人類的發展，那麼人類就是他的後代。

他一再說：很多人需要我告訴他們一個怎麼樣才正確的生活，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假如我知道這麼多，這些積累的知識也只會阻礙我的行為。如果一個老師不理睬自己的感受，僅僅根據知識去做，這會讓學生感到虛假。怎麼會有對和錯的事呢？根據自己的感受去做，這就是對的吧。

他寫過，“感受”不是慾望和情緒，沒有“要達到什麼”的動機，只是“誠實和持續不斷地對事物平靜觀察”。盧安克要的不是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讓人從“非人”的社會經驗裡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自己。人們不需要在他那裡尋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飽含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