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場無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 Ben Fountain

現在和亞伯特談的人，有 Oliver Stone、布萊恩葛雷瑟、馬克華伯格、喬治克隆尼。劇本設定是個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故事，有了悲劇，才能凸顯英雄主義的高貴情操。亞伯特說，講伊拉克的電影票房向來“不如人意”，這是個要考慮的問題沒錯，但不是B班的問題。戰爭或許原本就走在道德的灰色地帶，但這回B班打了勝仗，足以壓倒所有爭議。他們的經歷本身就是救人的故事，而救援情節本就有牽動情緒的強大力量。亞伯特之前就說過，大家對這種故事特別有感覺。只要是人都會擔驚受怕，至少也總會覺得人生有點灰暗，不管你再有錢、再成功，過得再安逸，總是會有那種好景不長的焦慮。絕望是人之常情，因此只要能有救星出現，無論是全套閃亮盔甲的白馬王子也好，掠過魔多山頭烈焰的電影動畫老鷹也好，奮勇殺出血路的美軍騎兵隊也好，都是觸動人心的強大關鍵。證明自我啦、救贖啦、鬼門關前走一回，這些都是很夠力的因素。“夠力”。“你們在那邊所做的一切，” 亞伯特向他們保證：“是人類求之不得的歡喜大結局，可以給大家希望，讓人覺得有美好的未來。只要是人，都會願意花錢買票進戲院啦。”

《身為職業小說家》Haruki Murakami

毋庸置疑地，角色對小說來說是極重要的元素。小說家必須要把具有現實味，而且非常有趣，言行某種程度不可預測的人物，放在該作品的中心 － 或中心附近 － 才行。如果是好像可以預料的人物，只會說一些可以料想到的話，做出一些全是可以預測的事情，這種小說應該不會有太多讀者拿起來讀。當然可能也有人會說“能把那種普通的事情，寫得很普通的小說，是很優秀的”，但我（純屬個人偏好）對這種故事不太感興趣。

不過我認為對小說的角色來說，比“真實、有趣、某種程度不可預測”更重要的，是“那個人物能把故事往前引導多少”這件事情。雖然創造這個出場人物的當然是作者本人，但其實這些人物在書中是活著的，從某個時間點之後會脫離作者的手，開始自己行動起來。這件事不只有我，還有很多小說作者都這樣主張。如果沒有發生這種現象的話，繼續寫小說是相當枯燥的事，應該會變成很辛苦的作業。但當小說順利上軌道之後，出場人物會一一自己動起來，故事也自己向前進展，結果，小說家只是把眼前進行的事情照樣寫成文章就好，會出現這樣極其幸福的狀況。有時候，那些角色甚至會牽起小說家的手，引導著他或她，去到一個事先想都沒想過的意外的地方。

舉個具體的例子，就拿我最近的小說來說。我所寫的長篇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中，出現了一個名叫木元沙羅的美麗女人。老實說，我本來是打算寫短篇而開始寫這篇小說的。以稿紙來說預計大概六十頁左右。

情節簡單說明是這樣，主角多崎作出身名古屋，高中時代非常要好的四個同班同學對他說“我們不想再見你。也不想跟你說話”。他們沒有說明理由，他也沒有特別問。他進了東京的大學，在東京的鐵路公司就業，現在已經三十六歲。高中時代被朋友不告知理由就絕交的事，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傷痕，但他把傷痛藏在內心深處，現實中過著安穩的生活。工作順利，周圍的人對他懷著好意，也交過幾個女朋友。只是跟誰都沒辦法擁有深入的精神關係。然後他遇到大他兩歲的沙羅，成為戀人關係。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忽然把高中時代被四個一直很親近的好朋友絕交的經驗，告訴沙羅。沙羅思考了一下之後說，你必須立刻回去名古屋，查清楚到底十八年前發生了什麼事。她說“（你）不是去看自己想看的東西，而是去看不得不看的東西喔”。

老實說，我在沙羅這樣說之前，沒有想到過，多崎作會去見那四個人。我以為，多崎作在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為什麼被否定之下，人生就會不得不安靜地，神秘地活下去，我本來打算寫這樣比較短的故事。但因為沙羅那樣說了，（她對作說了那些話，我只是照那樣寫成文章而已），我不得不讓他去名古屋，而且最後還送他去到芬蘭。那四個人分別是什麼樣的人，每個角色分別擁有什麼樣的個性都必須重新一一建立，甚至必須具體描寫他們分別走過什麼樣的人生。結果，當然故事就變成長篇小說了。

也就是說，沙羅口中說出的一句話，幾乎在一瞬之間，讓這部小說的方向、性格、規模和結構都為之一變。對我自己來說，也是非常大的驚奇。試想起來，她不是在對主角多崎作說，其實是在對身為作者的我說的。“你必須從現在開始往前寫。因為你已經踏入那塊領域，學到那種功力了”。換句話說，或許沙羅也是我的分身的投影。她是以我的意識的一個面相，告訴我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我現在的地點。她說“再往前面更深入去寫吧”。在這層意義上，這本《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對我來說，或許變成有絕對意義的作品。雖然就形式上來說，可以稱為“寫實主義小說”，但我自己在想，其實是水面下各種東西複合性地，而且隱喻性地進行著的小說。

我小說中的角色們，或許比我所意識到的更用力在催促、鼓勵、和在背後支持身為作者的我往前進。那也是在寫《1Q84》時，一邊描寫著青豆的言行，一邊深深感受到的事。她好像把我心中的什麼牽動起來擴張開來了啊。不過我回想起來，書中的男性遠不如女性角色對我有更多的引導和驅動。雖然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說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小說家在創作小說的同時，自己的某部份，也被小說創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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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見面談話，剛才也說過，幾乎不記得談過什麼，不過老實說，其實我想可以真的都是無關痛癢的事。因為我覺得當時最重要的，與其說是談話內容，不如我們在那裡共有過什麼，這種“物理性的真實感”更重要。我們共有了什麼嗎？以一句話來說，我想可能是故事這個概念。所謂故事這東西，也就是人在靈魂深處存在的東西。人的靈魂深層底部該有的東西。因為那是在靈魂最深的地方，因此是人和人的根部互相聯繫的東西。我因為寫小說，平常會下降到那個場所去。河合先生身為臨床心理學家必須面對諮商者，也會下降到那個場所。或者不得不下降。河合先生和我可能“臨床性地”互相理解 － 我這樣覺得。雖然言語上沒有說出來，但彼此互相了解。就像憑氣味互相知道那樣。當然這可能是我單方面自以為是。但我到現在還能清楚感覺到，應該有接近那樣的某種共鳴。

我能有這種共鳴的對象，過去除了河合先生外，一個人都沒有過，老實說現在也一個人都沒有。“故事”這用語近年來開始經常被提起。但我提到“故事”這個用語時，能把故事就“那樣”地以正確的形式 － 我所想的“那樣”的形式 － 物理性地總和性地接收到的人，除了河和先生之外沒有別人。而且重要的是，投出去的球，對方能用雙手確實地接到，每個細節都理解到的感觸，不用說明、不必講理，這邊都能清清楚楚接收到反應。這種手感，對我來說是比什麼都高興，都受到鼓勵的事。可以確實感覺到，自己所做的事絕對沒錯。

我這樣說或許會有一點問題，不過直到目前為止，我不曾在文學領域上，獲得過足以媲美這種手感的鼓勵。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遺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也是悲哀的事。不過從這裡，也能看出河合先生是以為超越專門領域，卓越而大器的人。

《無謂的盛宴》Milan Kundera

亞瀾出世幾個月後，她離開了她的丈夫，而這個丈夫什麼事都放在心裡，從來不曾說過她一句不好。一個心思纖細又溫和的男人。孩子不明白一個女人如何能拋棄一個如此纖細又溫和的男人，更不明白她如何能拋棄她的兒子 － 他也是（他自己也有自覺）從小（如果不說從受孕以來）就是個纖細又溫和的人。

“她住在哪裡？”他曾經問過父親。
“應該在美國吧”
“你說‘應該’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她的住址。”
“可是她有責任要告訴你。”
“她對我沒有任何責任。”
“可是對我呢？她不想知道我的消息嗎？她不想知道我在做什麼嗎？她不想知道我想她嗎？”

有一天，父親忍不住了：“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好了：你母親根本不想把你生下來。她根本不想要你在這裡散步，她根本不想要你這麼舒服地癱在這張小沙發裡。她不想要你。這樣你懂了嗎？”

父親沒有咄咄逼人。可是，儘管他忍下所有不該說的，還是掩不住他對於一個女人想要阻止一個人類降生的那種神聖的無法苟同。

我已經說過亞瀾和他母親的最後一次相遇發生在一棟出租度假別墅的游泳池畔。當時他十歲。父親過世的時候，他十六歲。葬禮過後幾天，他把母親的相片從一本家庭相簿裡拆下來，裝了框，然後掛在牆上。為什麼他的套房裡沒有任何一張父親的相片呢？我不知道。沒道理嗎？當然。不公平嗎？毫無疑問。可事情就是如此：他的套房的牆上只掛了這麼一張照片 － 他母親的相片。時不時，他會跟這張相片說說話。

愛道歉的人是如何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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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班靠到葡萄牙女人面前，吻了她的嘴，可是她雙唇緊閉，於是他們的吻成了某種堅守的貞節。然後，她跑開了。

她的害羞讓他們滿懷鄉愁。靜靜的，他們下了樓梯，坐上車。

“卡利班！你醒一醒！她不適合你！”

“我知道，可是，你就讓我遺憾一下吧。她一片好意，我也很願意做一些對她好的事。”

“可是你根本沒辦法做什麼對她好的事啊。光是你的出現，就只會傷害到她。”夏勒說完，發動了車子。

“我知道。可是我也沒辦法啊。她喚起了我的鄉愁。對於貞節的鄉愁。”

“什麼？對於貞節？”

“是啊。雖然我花名在外，可是我對於貞節有一種無法滿足的鄉愁！”他又接著說：“我們去一下亞瀾家吧！”

“他已經睡了。”

“我們把他叫醒。我很想喝酒，跟你還有他一起喝，一起為貞節的榮光乾杯。”

《我可不這麼想》佐野洋子

＊ 成年後，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這我就能順利回答了。就是離婚的時候。客觀來說，離婚應該是相當不幸的事，但我早上起床，心底卻湧現一股由衷的喜悅。坐下來吃早餐時，看見眼前乾枯的芒草閃著晨光在風中搖曳，不禁心想今後我得靠自己一個女人家賺錢，還得養小孩，又沒有男人，簡直就像站在一根草都不生、淨是石頭的荒野上任憑風吹雨打，不僅是預感也真切感受到自己會到死都孤單一人，但我卻開心得要命！那是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卻也使我開心得不得了。感覺就是很爽很樂。望著閃爍晨光的芒草，我感動到差點落淚，覺得啊～活著真好！覺得太陽公公露臉了，好感激！

至於“如果離婚的老公也能這麼想就太好了”的想法在離婚很久後才出現。

＊ 你認為男人是怎樣的生物？

這種事有人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但稍為明白的是，雖然不知道男人這種生物的自然生存法則為何，但我總覺得
他們的腦袋，從古早就拼命建構出共同幻想或觀念這種東西，為了維持這個框架，全世界的男人聯手拼命奮戰。若把這個框架拆了，他們會馬上跌得四腳朝天，猶如地震倒塌的房子夷為平地。為了不落到這種下場，他們必須不斷製造出新觀念，譬如科學、哲學、藝術、賺錢，或是和女人做的事、戰爭、政治，還有這世上的一切，甚至人類的歷史都是。我覺得他們很偉大、很優秀，也很尊敬他們，但同時也覺得他們像傻瓜，很勇敢。但如果像以前的高倉健那樣對我說：“唔！啊！男人就默默地喝札幌啤酒！” 那你就自己一個人喝吧，別把女人拖下水。我喜歡健談的男人。但說別人“娘娘腔”的男人，會給我一種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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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忘了醫生說我懷孕會死。我才沒死呢。把能出的奶都出光後，我的乳房若無其事回到75公分，體重也從63公斤變回43公斤。我不認為我的身體有人格，它和地面、企鵝、蒼蠅是同一個等級。然而這個不是我意志的東西卻支撐著我。

《Tenth of December》George Saunders

《聖誡》

我想講的是什麼呢？我想講的是（講得很激動，因為這事很重要）：可能的話，大家試試看，儘量把抱怨工作、自我疑慮降到最低程度。工作本身或許不是那麼宜人，大家有時難免鬧情緒，這我知道。我想說的是，我們做每一件事時，大家儘量不要在道德方面吹毛求疵，不要細究好／壞／漠不關心。細究的時刻老早就過了。我希望，在將近一年前，在整件事開始的時候，我們人人已和自己溝通過道德問題。既然已經踏上這條路，基於最中肯的理由（大家一年前決定過了），現在卻被神經兮兮的自我質疑擋路，前進不得，這豈不是有點像自殺嗎？你們有誰拿過大榔頭敲敲打打？我知道你們有幾人拿過。我知道，我們那天去幫瑞克打掉他家後院平臺時，你們有些人用過大榔頭。握著大榔頭，讓地心引力幫你，不顧一切捶下去，一直捶一直捶，感覺不是很棒嗎？各位，我想說的是，做我們這件工作時，讓地心引力幫助你：捶下去，屈服於油然而生的那股情緒。這種天然情緒能產生無限能量，我經常在你們許多人身上看到，見到你們執行任務時精力充沛，毫不自我質疑，全無神經兮兮的想法。去年十月，安迪不是破紀錄嗎？他那月的績效是平常的兩倍。拋開所有雜事，暫時忘掉一堆軟弱的念頭，不去管是對是錯，安迪的幹勁和精神不是很值得一看嗎？我認為，如果大家深深自我反省，難道不會有點羨慕他嗎？天啊，他是真的拼命捶啊捶。每次他匆匆經過我們，多拿幾條毛巾去擦乾淨，臉上的那股活力充沛的喜悅，你們看見了嗎？那時大家站著看呆了，心想，哇，安迪，你中邪了嗎？而他的績效是不爭的事實。數字掛在休息室裡，大家都看得到，遙遙領先我們其他人的成績。雖然十月至今，安迪一直不能如法炮製出同樣的績效，但是一、沒人怪他，因為他那個月的數字是奇蹟，而且二、我相信，即使是安迪，他也無法再如法炮製出那種績效。即使如此，他一定在內心深處，依然偷偷懷念光輝十月精力泉湧的美好回憶。假如安迪自我驕縱，或是神經兮兮地懷抱疑慮，去年十月的績效能轟轟烈烈嗎？我很懷疑。當時安迪的表情十分專注，完全像是靈魂離身，從他臉上就看得出來。也許是因為老婆剛生小孩吧？（果真如此，珍妮絲應該每星期生一個，哈哈。）

《森普力卡女孩日記》

提醒未來世代：有時候，在我們這時代，家庭生活會陷入憂鬱。家人會覺得我們是輸家，事情每做必錯，爸媽高分貝吵架，碰到災難時指責對方。爸踹牆壁，在冰箱附近的牆上踹出一個洞，全家省略午餐。情緒持續緊繃，無法坐同一張餐桌。難以忍受。令人（父親）懷疑家庭的價值何在，令父親（我）質疑，人類過著獨來獨往的生活，獨居樹林裡，只管自己的事，不愛任何人，日子會不會比較好過。

小孩一個接一個出生，潘姆與我拋下一切（環遊世界冒險的年輕情懷等等），只為了好好擔任親職。有了小孩，生活缺乏刺激，大部分是苦悶的瑣事。許許多多晚上，事情沒做完，得熬夜，累得半死，繼續做事。很多時候，蓬頭垢面＋疲憊，衣服沾著嬰兒便便和／或嘔吐穢物，其中一個還得微笑面對另一人手裡的照相機，笑得倦怠／憤怒，理髮太貴所以頭髮亂七八糟，不拉風的眼鏡一直往下滑，因為找不到空閒去鎖緊螺絲。

《The Rosie Project》Graeme Simson

A questionnaire! Such an obvious solution.  A purpose-built, scientifically valid instrument incorporating current best practice to filter out the time wasters, the disorganized, the ice-cream discriminators, the visual-harassement complainers, the crystal gazers, the horoscope readers, the fashion obsessives, the religious fanatics, the vegans, the sports watchers, the creationists, the smokers, the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the homeopaths, leaving, ideally, the perfect partner or, realistically, a manageable short list of candidates.

"I'll add a question on HIV and herpes."
"Stop," said Claudia. "You're being way too picky."

 I began to explain that an incurabl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was a severe negative, but Claudia interrupted.

"About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