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何偉

我想起中國人是怎麼用“厲害”這個字。太多事可以用厲害來形容：一場洪水、戰爭；一個英雄、罪犯；一個戰勝的將軍、上海女人。而對有影響力的人，你也可以用“偉大”來形容他：毛澤東、甘地、希特勒、華盛頓 － 都很偉大。這完全跟道德無關，好像世界是全靠大事和偉人來運作，它們是那麼遙遠，一般人是不能加以評論的。幸運的話，你可以站在一邊觀看。

《奇石》何偉 Strange Stones - Peter Hessler

《大城女孩》

    艾蜜莉無法告訴我，為什麼她從家鄉的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畢業後，會選擇離鄉背井的生活。她說：“那是藏在心裡的一件事。我媽媽說，我不會滿足於過著快樂幸福的生活。她說我決定要吃苦。”不論如何，艾蜜莉是不可能滿足於在當地做個老師的生活的。“當老師對女孩子來說是份很好的工作，也很容易找到丈夫，因為男人都喜歡找老師當老婆。它可能會帶給我很舒適的生活。但太舒服了，我覺得那跟死了沒什麼兩樣。”

《沈入水中》

    在最後的拆毀階段，城裡的商店只賣食物、飲料或衣服。你經常可見老人，他們當中，有些人離不開老家，有些人沒有孩子或親戚來幫他們搬家。仍然留在城裡的年輕人，通常想要在社區找出最後的值錢物。撿破爛的從建築物中扯出廢金屬，農民想盡辦法在即將沒入水中的土地種出最後的農作物。一排排整齊的蔬菜種在瓦礫中，就像戰區的菜園。當我抵達大昌鎮，政府正好在拆除第一排房屋，一名中年男子的房子已經被拆，而他坐在房子的木造架構裡喝白酒。那時是早上十點，他已經喝醉了，而他告訴我：“我就像掛在釘子上的東西，別人愛把我拿到哪兒，就把我拿到哪兒。”

《回到西方》

  

    他們不愛說故事，不喜歡成為注意焦點，不太喜歡稀疏，也很少逗留在有趣的細節。這不是想要安靜的問題，事實上，大多數的中國人會不斷地談著食物、錢和天氣，直到你受不了。

    我喜歡別人要求彼得張接受他們的錢。我想像彼得張是一隻孤獨的狼，一個國際性的神秘人物，而且我喜歡接他的電話。一天晚上，當我和 Leslie 從鎮上吃晚餐回來，電話響了。

“彼得張的電話，” Leslie 接電話後說：“一個女的打來的，我想她說她是國家燈泡協會的員工。”

“國家燈泡協會是什麼東西？”

“我怎麼知道？你要我掛電話嗎？”

但我決定把這通電話聽完。通話狀況不是很好，電話中的女人說，聽完協會執行副總裁韋恩拉皮耶的錄音訊息後，會有一項只有一個問題的民意調查。錄音訊息的開頭是一個憤怒的聲音，所以我心裡想：老天，這個法國佬竟然為了燈泡把自己搞得這麼激動！但是接下來我明白了，原來我們把 rifle 聽成 lightbulb。美國來福搶協會正以電話針對科羅拉多州西南部的荒野進行一項導向性民調。

拉皮耶解釋說，美國政府想要通過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槍枝管制協定。第三世界的獨裁者正在促成這項法令，自由派的美國官員和媒體界菁英也支持這項法令。錄音訊息結束後，電話另一頭出現一個男人的聲音。

“張先生，”他說：“你對第三世界獨裁者和希拉蕊克林頓嘗試禁止美國民眾持槍有什麼看法？” 

“我贊成。”

“你贊成什麼？”

“我贊成他們禁止持槍，”我說：“你必須了解，我來自一個第三世界獨裁國家，我來自中國，我不認為民眾應該享有太多自由。”

一段長久的沈默後。“嗯，”他說：“我感謝你的誠實。”

“那你意味我會說什麼？如果你打電話給任何一個姓張的人，他們都會這麼說，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一致。我們都來自中國，我們不要槍。”

“好吧，”他說：“我瞭解你的意思。”

“我們想要一個更有力的政府，就像我們的中國的政府。”

“嗯，”他說：“謝謝你的答覆。” 他非常客氣，沒有跟我爭辯，但他似乎無法結束這次電話談話 － 他顯然不是協會中那顆最明亮的燈泡，可以用光明一掃我的見解。最後，我說了再見，並掛掉電話。然後，在那晚剩餘的時間，彼得張可以休息了。

I liked it when people pleaded with Peter Chang to accept their money. I imagined him as a lone wolf, a figure of international mystery, and I enjoyed taking his calls. One evening, the phone rang just as Leslie and I were returning from dinner in town.

“It’s for Peter Chang,” Leslie said, after she answered it. “It’s a woman. I think she says she’s from the National Light Bulb Association.”

“What the hell is the National Light Bulb Association?”

“How should I know? Should I just hang up?”

But I decided to hear this one out. The connection was poor, and the woman said something about a one-question poll that would follow a recorded message from Wayne LaPierre, the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The message began with an angry voice, and I thought, Man, this French guy seems awfully worked up about light bulbs. Then it dawned on me that we had confused the words “light bulb” with “rifle.” The N.R.A. was doing a push poll, working the wilds of southwestern Colorado by phone.

LaPierre explained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as trying to pass the strictest gun-control treaty in history. Third World dictators were urging the law forward; it was also supported by liberal American officials and the media élite. After the message, a man got on the phone.

“Mr. Chang,” he said,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ese Third World dictators and Hillary Clinton trying to ban firea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in favor of it.”

“You’re in favor of what?”

“I’m in favor of them banning guns,” I sai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m from one of those Third World dictatorships. I’m from China. I don’t think people should have too much freedom.”

There was a long pause. “Well,” he said, “I appreciate your honesty.”

“What did you think I was going to say? If you call anybody named Chang, he’s going to say the same thing. We all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this. We’re all coming from China, and we don’t want guns.”

“O.K.,” he said.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We want a more powerful government, like we have in China.”

“Well,” he said politely, “thanks for answering.” He lingered on the line; he didn’t seem to know how to disengage himself. At last, I said goodbye and hung up, and Peter Chang took the rest of the night off.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04/19/go-west

《Doctor Dam》

《尋路中國》何偉

    許多問題提到鳴喇叭。在中國的車輛中，喇叭基本上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 它表達了司機的反應。人們不停的按喇叭，一開始聲音聽起來都一樣，但久而久之你就能學會分辨它們。在這個意義上它像四聲一樣複雜。中文口語講究音調，也就是說像“ma”這樣一個單音節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分別有不同的意思。同樣的，一聲中國喇叭聲可以有十種完全不同的含義。一聲結實的“嘟－” 是用來引起注意的。兩聲“嘟、嘟”表示生氣。有一種長“嘟－－－”意味著司機被堵在了水泄不通的車陣裡，已經沒法從人行道上往前竄，希望路上的其他人會消失不見。用來回應的“嘟－－－”證明了他們也動不了，會繼續留在這裡。有一種結結巴巴戰戰競競的“嘟嘟嘟嘟嘟嘟”顯示了恐懼。馬後炮“嘟”是新手司機在發生情況的時候太慢按下喇叭而發出的。還有一種短促的“嘟”只是告訴別人：我的手還在方向盤上，這個喇叭也仍是我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在山西省西北部，有一段長城位於黃河之畔。沿著高聳的黃河土岸，我開了幾百公里。在這裡開車很容易，因為政府最近的基礎設施設計劃大大改善了當地的路況。到處都有宣傳標語在慶祝這項建設 － “修好道路，脫貧致富”，“護路光榮，毀路可恥”。中國農村的交通流量太少，所以看板上沒有多少商業廣告，也就是說司機不必受到建議你吃什麼或喝什麼的圖片轟炸，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口號。這些口號的語言富有特色：簡潔而有力，直接卻費解。“軍民一家親” － 在空曠道路上的這個標語讓我的想像力天馬行空地游弋馳騁。在山西鄉下，我經過了一個只是簡單寫著“自強、奮鬥、堅持、無私奉獻”幾個字的標誌牌，沒有更多的說明和細節：可是到頭來你又能要求什麼細節呢？在內蒙古，一家當地發電站的標語大玩文字遊戲，我要停下車來仔細想才能明白：“人人用電，好好用電，電好好用”（我停了一下才喝彩一聲：“好！”）。我經常經過寫著計劃生育標語的看板，其口號從毫無意義的廢話（“女兒也是親骨肉”）到多管閒事的建議（“晚婚晚育”）再到徹頭徹尾的謊言（“生男生女都一樣”）一應俱全。覆蓋住空曠的大草原而膨脹起來了。“大家動手讓青山變得更綠” － 這些十二公尺高的字橫跨既不青也不綠也沒有人在動手的內蒙古山脈。在另一個尤其荒無人烟的不毛之地，一首詩被刷在岩石上： 

種樹植草

打造繁榮農業

建房養羊

創造山水美景

    房間的佈置顯示出一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交流：野豬的胎兒漂浮在離佛像神造一公尺多遠的地方；丹佛的天空正對著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兩瓶約翰走路威士忌和兩門魏子淇從長城上搜尋來的明朝信號炮放在一起。還有一本展現懷柔基礎設施的月曆。有時當我們坐在餐桌旁吃晚飯的時候，我環顧四周想：誰能弄明白這個世界？

《消失中的江城》何偉

    魏先生是整所師範專科學校的黨支部書記，身為學校最高階的共產黨官員，他必定有許多比為和平工作團志工買網球更重要的事要做。亞當說了一些像這樣的話 － 強調沒有網球，他的日子照樣過得十分愜意。但是，張書記十分堅決。

他以淡淡的語氣說：“已經決定了，校方將買網球給你。現在該打牌了。”


    起初，我們很少讀文學教科書，因為對學生而言，即使概述也不容易讀，但是，從其它角度接觸教材並不難。我常常說故事，常常和那些被我抓來當“志願者”的不情不願的學生，把故事演出來，而學生們都樂此不疲。在這個國家，外國人常常只因為身為外國人就上電視，所以，當一個外國人表演《高文爵士和綠衣武士》（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時，所有的學生都入迷了。在其他時候，我要他們寫作文；我們談到《貝奧武夫》的觀察角度，而我要他們從怪物 Grendel 的角度寫這個故事。幾乎沒有例外，男學生都描述吃人的滋味，以及如何使用正確的方法吃人，而女學生都描述沼澤地是多麼寒冷而黑暗，都認為即使是怪物也有感覺。一個叫葛莉絲的學生寫道：

    那些武士說我是怪物，我不同意。我認為那些武士和國王才是真正的怪物。
    你知道，他們每天吃香喝辣，而那些食物和酒是從哪兒來的？想必是從農夫那兒搶來的。
    除了享用珍饈佳餚，國王和武士什麼也不做，而農民天天辛苦工作，卻吃不好，許多人甚至沒有房子住，像我一樣，只能住在沼澤地。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我必須改變它。
    那些武士，我真是討厭他們。我要幫窮人懲罰他們。我會叫武士蓋一棟大房子，我要邀請窮人和我一起住在這棟房子裡。

    上大學時，我上過一些馬克斯主義評論者的課，他們大都被授與終身職，有上流階級的背景，而且領高薪。他們寫了許多評論，關於身體、金錢和交換的評論。然而，不知怎麼地，他們的說服力不及把格蘭達爾寫成馬克斯主義革命份子的葛莉絲。葛莉絲寫得很坦率，這不是上流社會的馬克斯主義。畢竟葛莉絲是農民的女兒，她沒有終身職。而我總是認為，如果那些認真地談論革命和階級鬥爭的人沒有終身職，他們的論點會較切實際。我猜想如果你得聽馬克斯主義者詮釋文學，你倒不如來到一個學生得打掃教師的學校聽聽這些詮釋。


    這是一場不算激烈的公開爭吵，包含了兩幕。年輕人被他的朋友拖出庭院，但是他掙脫開來，橫衝直撞地回到廟裡，和師父繼續相互叫罵了五分鐘。顯然年輕人並不想傷害師父，而且當然，現在要改變命運已嫌太晚，他只是想挽回面子。他的朋友邊笑邊把他推向出口。他們離去後，我們等到他的叫罵聲漸漸消逝在遠處，而且顯然不會出現第三幕的爭吵，才進入主廟內。我在涪陵看到的一些公開爭吵包括許多幕，連棒棒軍都看膩了，沒等到爭吵結束就離開了。

    這場爭吵不是在這間廟算命的一個吉兆，但是，二十六歲的郭曉琴顯然覺得歲月不饒人，所以沒有半途而廢。師父讓自己鎮定下來，祈禱，然後叫郭曉琴在祭壇前磕三次頭。當她彎身時，他敲鑼，並給她一筒木條，其中一根在喀嚓聲中脫離。師父看著木條上的籤文，然後詮釋郭曉琴的命運。他說她很快 － 也許在一年內 － 就會結婚。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王玉梅給師父十元，我們離開時，他面露微笑。


    我知道李佳麗十一個麻煩，就一個中國女人而言，她太放肆了。她不是要錢，就是發瘋了。在第一年，我和亞當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個大一女學生在亞當的公寓外埋伏了兩、三星期，而我在涪陵時，一直被一位叫歐小姐的中年婦人糾纏著。這兩個女人顯然精神十分錯亂，無疑地，她們找上我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圈外人”。這是住在涪陵最有趣、也最麻煩的一面 － 身為外國人，你常常吸引某些邊緣人物。過著中國人的生活是可能的，但這不意味著這是一種正常的中國人的生活。


     我分長長的兩個階段把所有我們讀過的詩錄下來。錄完詩後，我和亞當花五分鐘對著錄音機喊髒話。然後，我把錄音機還給吉米。他也會很好的，他們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他們堅強、可愛、滑稽而憂傷，那樣的人總是能從困境中挺過來。他們未必有金色時光，但也許就因為這樣，他們不容易凋零。

《發現曼谷》Alex Kerr

藝術批評家 Apinan Poshyananda 便警告：“在泰國的笑靨之後，創傷與騷亂是泰國心理的一部分。”這是泰國月亮的陰暗面。它成為許多當代藝術的基調，其主題聚焦於社會的不公、貪婪、悲傷、孤寂或憤怒。然而泰國日常生活的人際接觸卻是無比溫和。在曼谷住了一段時間後，去一趟上海或北京會令人頭皮發麻：商人對手機咆哮、老嫗隔街叫罵 － 處處都有尖銳的聲音在攻擊耳朵。我有些曼谷朋友說，他們絕對不去香港，因為那裡刺耳的語言會狠狠折磨他們細嫩的泰國神經。


Anna Leonowens 以十九世紀歐洲人普遍擁有的熱誠總結了泰國人的矛盾：一如多數亞洲民族，他們有好逸惡勞、目光短淺、貪心、不知節制、有奴性、殘酷、虛榮、愛打聽、迷信和懦弱的傾向；所幸這些令人厭惡的特質，有不少個別差異。在公眾場合他們小心遵守他們對禮儀的見解，彬彬有禮、端莊得體、尊敬長者、厚愛親人，對僧人十分慷慨......”


政府部門通過非正式的“輔導”，來推動型式溫和的審查制度；比較可怕的是，冒犯權威人士可能會招致報復。新聞記者和政治人物無不謹言慎行，唯恐被安上叛逆的罪名。久而久之，每個人都知道怎麼自我審查，透過諷刺、隱喻和“傳說”表達想法。要讀懂報紙，你得先學會解碼：“勢力者”可能代表“幫派份子”；“轉調至協助官務”可解讀成“被開除”；“不尋常的財富”暗示“受賄”；“誠實的錯誤”表示某人罪證確鑿，但位高權重而無法予以懲處。有些話題敏感到完全沒有人敢談。泰國發現自己正被沒有人敢公開談論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給撕裂。有太多沒有表達、深刻而強烈的情緒，潛伏於被審查的表面之下，卻有著火山爆發的能量。


    雖然日、泰兩國的文化史有共通點，但說到設計，泰國和日本就是兩個極端了。日本藝術有禪意，著眼於當下、手邊的事物。一如花道大師川賴敏郎指出，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讓事物顯得真實，意即讓事物看來比實際更強烈、更漂亮、更理想的“真實”。他們強調純粹、強調析出每一種本質，強調品嘗原汁原味。

    泰國截然相反，他們刻意模糊界線。維希教授說：一切事物都被格式化、理想化。萊泰是扭轉成迎合泰國人喜好的自然。每樣事物都在變。樹籬要修剪得像那伽的蛇。肉要搗碎、醃漬、混合，最後變成別的東西。魚要串得像扇子或花一樣。沒有東西可以記得它來自哪裡。

    維希繼續說：“人們一直在追求有趣、奇特和深奧。如果有好的解釋就更好了，就像創作泰國花藝那樣。這些是天國的花，如果你是神，你會做出像那樣的東西。”


小說家 Lawrence Durrell 用了很多令人張口結舌的形容詞來描述亞力山卓港：另一個熔爐般的城市、一九三O至四O年代地中海的渡假聖地；同樣的詞語也適用於今天的曼谷。“你的祖國也在這裡，” Durrell 這麼寫道：“這兒淨是那些不規則、迂迴、多型態、彎彎曲曲、模稜兩可、晦澀、曖昧、分來叉去或瘋瘋癲癲的東西。希望你喜歡。


有時候我會覺得，曼谷就在一棵巨大的雄魅樹籠罩之下，它散發氣味、驅使我們做出無法無天的行徑。至於雄魅樹為什麼會在這裡而非他處枝繁葉茂，你可以洋洋灑灑地列出一堆因素：沒有猶太 － 基督 － 伊斯蘭的道德非難；較不注重中國的父權思想和孔孟倫理道德；性別界線模糊；曼谷位於南亞的十字路口，多元種族混雜。

《Wild》Cheryl Strayed

    We stood close together, face-to-face, my hands gripping the front of his coat.  I could feel the dumb ferocity of the building on one side of me; the gray sky and the white streets like a giant slumbering beast on the other; and us between them, alone together in a tunnel.  Snowflakes were melting onto his hair and I wanted to reach up and touch them, other's eyes as if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Cheryl Strayed," he said after a long while, my new name so strange on his tongue.
    I nodded and let go of his coat.


    I'd done that so many times before.  I'd done it for years - every time I visited a beach after I fell in love with Paul when I was nineteen, whether we were together or not.  But as I wrote his name now, I knew I was doing it for the last time.  I didn't want to hurt for him anymore, to wonder whether in leaving him I'd made a mistake, to torment myself with all the ways I'd wronged him.  What if I forgave myself?  I thought.  What if I forgave myself even though I'd done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  What if I was a liar and a cheat and there was no excuse for what I'd done other than because it was what I wanted and needed to do?  What if I was sorry, but if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I wouldn't do anything differently than I had done?  What if'd actually wanted to fuck every one of those men?  What if heroin taught me something?  What if yes was the right answer instead of no?  What if what made me do all those things everyone thought I shouldn't have done was what also had got me here?  What if i was never redeemed? What if I already was?

在憂鬱熱帶

    為甚麼曾經有趣的人會變得無聊？一旦進入三十四十這個階段，一個人所要做的事或投向的路線就算尚未成型，也大概底定，不再像一二十段那樣充滿實驗性質，帶著一種毫無責任時效的好奇，我們紛紛穿上成人的狼皮或羊皮，戴上手套和帽子，誰是主教、誰是僧侶、誰是聖母、誰是屠夫、誰是騎士、誰是稅吏，不由分說，一目了然。

（你還在各個村莊吹笛子嗎？他們問。跟著你的那些人，你把他們都扔在哪裡？）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西印度群島

    我們要趕快去安慰我們船上的夥伴，特別是其中兩位年輕的德國女人，她們在船上的時候就曾暗示我們，如果能儘快洗個澡，不惜背叛她們的丈夫...... 對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們以前的生活大體平靜無波，現在一下被推進這種大冒險似的旅程裡面，他們所遭受到的那種愚蠢與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種聽都沒聽說過的、非常特別的、非常例外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把這種現象對他們自己所產生的切身影響以及對虐待他們的人的影響，看作似乎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前例的大災難。但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現象倒看過一些，前此幾年也曾經歷過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因此這種現象對我而言並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當代人類因為人口數目太多，所要面對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再加上交通與通訊工具的急速改進，當代人類的皮膚似乎被因此帶來的越來越朵的物質與知識交流弄得越來越不耐煩，結果就是類似我們早上經歷過的痛苦經驗慢慢的洩漏出現。在馬丁尼克這個法國殖民地，戰爭與敗戰所帶來的唯一後果，是把這種普遍的過程加速推進罷了。戰爭與敗戰只是促成一種持久性的污染的觸媒，而污染本身並不會自地球上消失。某個地方的污染也許會暫時消沈，但在其他地方會重新出現。一旦社會人群所擁有的空間開始緊鎖的時候，愚蠢、怨恨與容易輕信受騙便會像膿一樣的產生。

    旅行途中種種意外事件常會帶來此類意義多樣的景象。由於我在美國的最先幾個禮拜是在波多黎各度過，以後我便在西班牙發現美國。就像幾年以後，我所參觀的第一所英國大學校園是在西孟加拉邦的達卡市，校園裡面全是新歌德式建築，因此我到今天為之仍把牛津大學看作是印度，只不過這個印度成功的制伏了泥濘、發霉以及四處蔓生的植物罷了。


追尋權力

    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沈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熱帶的香料，人類的原始鮮活性，都已被意義可疑的一片忙亂所破壞變質。一片忙亂迫使我們壓抑我們的慾望，使我們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過污染的回憶。

目前，玻里尼西亞的島嶼被水泥覆蓋，變成停靠在南海的航空母艦，整個亞洲漸漸像極了一個破落的、光線陰暗的郊區，非洲到處可以看見臨時急促搭蓋起來的小城鎮，軍用與民用飛機在來不及破壞原始森林的原始性以前就著手侵犯其純真與無邪，在這樣的情境下，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一面以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出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出相應的病象出來。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就是它所顯現出來的秩序與協和，在其中孕育著一些前所未見的複雜結構，但為了這個秩序與協和，卻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產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個地球。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使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顏面上。

    “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著的那個世界去。” Chateaubriand


回顧

    他太太非常辛勤地照顧著他。他太太本人，年齡（年齡會把年輕時候才會發生的身體上與道德上的特徵相互混淆之情況消除）使她那一度被稱讚為“痛快”的個性變成醜陋與易怒。


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

    我非常用功的念書，想進到 Gustave Rodrigues 所教的那一班，當時他被譽為“高級進步的”。不錯，他那時候是S.F.I.O.的激進份子之一，不過在哲學方面他所教的也不過是柏格森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的某種混合罷了，令我大失所望。他非常熱切的訴說他那些枯燥無味的教條觀點，整堂課都激情的手舞足蹈。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天真的新年和這麼貧乏的知識能力結合在一起，蔚為奇觀。一九四O年德軍進入巴黎之時，他自殺了。


市場

    在孟加拉，中世紀型態的社區被一把推入工業時代，受世界市場變易的左右。他們從始至終都是疏離的犧牲。原料是陌生外來的，對紡織者完全陌生，紡織所用的線是從英格蘭和義大利進口的；對紐扣製造者而言，有一部分是陌生的，他們用當地的珠貝，但化學劑、紙板和錫箔紙則是外來的。整個地區的生產計劃完全依照外國規格，這些不幸的工人自己根本買不起那些衣服，更別提紐扣了。在一片蔥綠景觀背後，在平靜的河道兩旁排列著鄉村小屋的背後，可以窺見一座抽象的工廠的輪廓，就好像是歷史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建立的，該說是強加上的，其發展過程中最悲劇性的階段於這些哀苦無告稱為犧牲的人們身上：把中世紀的物質匱乏和疫病，早期工業時代的那種瘋狂的剝削，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失業與投機，全都加在一起。十四世紀、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匯合起來，給熱帶大自然所提供的潛在的田園風光來個最強烈的諷刺。

    是在世界的這一部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有時超過一千人，我才完全了解到熱帶美洲（在某種程度上整個美洲大陸）由於完全無人居住或相當程度的人口稀少所享受到的歷史特權。自由不是一種法律上的發明，也不是一種哲學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確恰當的文明才能創造才能保有的東西。自由是個人以其所占有的空間之間的一種客觀關係的結果。而且，很難說資源豐富可以補空間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證說一個富裕但人口過多的社會不會被其本身的人口密度所毒害，像有些麵粉寄生蟲，遠在他們的食物吃用殆盡一千，就用毒素遠射程的互相殘害。

    一個人必須很天真或不誠實，才會認為人們能夠完全不受其生存處境的影響去選擇其信仰。不但不是政治制度決定社會存在的型態，而是社會存在的型態賦予表達其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意義。意識形態只是一組記號（signs），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確實存在的情況下，才構成一種語言（language）。在目前，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誤解主要是語意上的問題；那些我們想在東方廣為宣揚的觀念或“指渉者”（signifiers）所要指渉的指渉物（signifieds），不是性質不同就是根本不存在。在另一方面，如果可能使情況改變的話，對於目前受犧牲者而言，即使達成改變百年的架構可能是我們西方人認為無法忍受的，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他們不會自覺到是在被奴役，而相反的，如果他們漸漸走向強制勞動、事物配給和思想統治，他們會覺得是受到解放，因為他們可因此得到工作、食物和一定程度的知識生活。各種的形式化，看起來好像是各式各樣的剝奪，會被可能得到的奉送的真實所抵消，我們因為那些形式化的外表而使他們得不到該真實。

    熱帶亞洲與熱帶美洲之間的對抗，在可以找到的政治與經濟補救方法的那些問題之外與之上，還有一個問題：人類在有限空間內不斷增加。我們不得不想到，就這點而言，歐洲的位置是處於上述兩塊大陸之間。印度在三千多年以前嘗試用種姓制度來解決其人口問題，把量轉化為質，也就是把人群分門別類以使他們可以並存。印度甚至從更寬廣的視野去思考這個問題，把種姓制度延伸到人類之外，延伸於一切生命型式。素食原則和種姓制度一樣，目的是為了防止社會群體和動物種屬互相侵犯，為了保證每一群人或物種有其自己特殊的自由，方法是強迫其他的放棄享受與之衝突的自由。這項偉大的實驗的失敗是人類的悲劇；我的意思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同的種姓並沒有發展到可以因為他們互相有別而平等的程度 － 此處的平等指的是相異相別者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準繩 － 一個有害的同質性的因素被引進該制度中，使不同者之間可以互相比較，結果是造成一個有高低層次的階層。人類可以共存，只要他們能互相認為他們雖然不同，但都具有同樣程度的人性，但人類也能夠藉否認其他人也具有同等程度的人性而共存，只是其結果是建立一個互相從屬的體系。

    印度的偉大失敗可以給我們上一課。當一個社會人口太多的時候，不管其思想家們如何天才，該社會能存在下去只得產生出使一些人淪為奴僕的情況。一旦人類開始覺得受到他們的地理、社會與心理習性所壓抑不得伸的時候，他們就有被誘採取簡單的解決辦法的危險，把同類的一部分認為沒有做人的權利。這樣做使其他人獲得多幾十年的事件有些活動的空間。然後，就必須再把摒除在外的範圍擴大。從這個觀點去看歐洲過去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增加一倍的最後結果，那些事情也就不再是什麼某個國家的越軌，某種教條或某群人的異常了。我把那些事情看作是我們已進入一個有限的世界的前兆，就好像南亞早我們一千年或兩千年即已面對到的那樣，除非做些主要的決定，我不認為我們能避開和南亞同類的經驗。人對人有系統的貶值越來越時興，我們就是犯了言行不一和盲目無視的罪惡。

    在亞洲，使我害怕的是我們自己的未來的一種前景，也就是亞洲目前在經歷的景象。在印地安人的美洲，我很愉快的回想到一個時代，不但已變得多麼瞬息即逝，在那時代中，人類還和他所占住的世界成比例，自由的享受和指稱自由的象徵之間還存在真實確切的關係。


家庭生活

    一天裡面最熱的那段時間，整個營地靜寂無聲；營地住民，有的睡覺，其他的默不作聲，都在享受其逐出提供給他們的那些不完全的陰涼遮蔽空間。其他的時間裡，他們一面工作一面聊天。幾乎常常是快樂歡愉，他們說笑話，有時說些色情的或淫穢的笑話，常常因此引起一陣大笑。工作常被訪客或問題所打斷；如果有狗或馬開始交尾的話，每個人都停下工作，興致勃勃地觀察其過程。對這類重要事件發表完評論以後，他們又開始工作。

    有一次我碰見一個小女孩拿著她媽媽用來攜帶她小妹妹的樹皮巾帶來小心翼翼的攜帶一隻小狗。“你是不是在愛撫你的小狗呢？”我問她。她很嚴肅的回答，“我長大以後要殺野豬和猴子；狗一叫的時候我就把野豬和猴子全部亂棒打死。”

    我自己則一點妄想也沒有：這件小插曲很可能以慘劇收場。然而這場意外，以及我以後會描述的其他意外，一點都沒損及和南比克瓦拉人長久親密相處所必然形成的友誼關係。因此我最近讀到一本由一個外國同行所寫的書裡描述的，他對那群我曾在 Utiarity 一起生活過的土著的情形，感到異常傷痛。這位同行比我晚十年碰到他們。他去到 Utiarity的時候是 1949年，當時有兩批傳教士在那裡活動，一批是我提到過的耶穌會教士，另外一批是美國新教的傳教士。整個土著群只剩下十八人，他的描述如下：

        我在 Mato Grosso 所，見到的所有印第安人裡面，以這一群南比克瓦拉人最為淒慘。八個男人裡面，一個有梅毒，另外有一個身體受某種感染，有一個腳受傷，有一個是又聾又啞。婦女小孩看起來倒還健康。他們不睡吊床，睡地上，因此身上老是滿身髒土。夜晚寒冷的時候，他們把火熄滅，睡在猶溫的灰燼之中...... 只有在傳教士給他們衣服的時候才穿衣服，傳教士要求他們穿。他們討厭洗澡，因此身上不只蓋著灰塵和灰燼，蓋在皮膚與頭髮上，而且還蓋腐爛的肉片和魚片，再加上汗臭，使人以接近他們便很不舒服。他們看起來也有不少寄生蟲，肚子鼓脹，不停的放屁。他們裡面好幾個人擠進我們工作用的小房間時，我們得停止工作多次，使房間透些空氣......

        南比克瓦拉人...... 脾氣大，不禮貌，甚至粗鄙。好幾次我去他得營帳訪問 Julio 的時候，他躺在火堆附近，看見我來了便翻個身，背對著我說他不想講話。傳教士們告訴我，南比克瓦拉人會一而再的要求把某樣東西送給他，如果不答應，他會自己動手取走。為了避免印第安人闖進去，傳教士們有時候會把紗門關起來，但如果南比克瓦拉人真正想闖進去的話，會把紗門扯一個洞，然後走進去......

        不用和南比克瓦拉人相處多久，就可發現這種藏在底下的恨意、不信和絕望，其結果使觀察者產生一種沮喪的感覺，帶著一些憐憫之情。

    但是我認得他們的時候，雖然他們人口已因白人帶來的疾病而減少很多，但仍然沒有人，最少從隆洞所做的合人道的嘗試，沒有人要使他們就範，因此我要把以上的令人難過的描述忘掉，在記憶中只保留住有天晚上，我在隨身攜帶的小火炬之火光下寫進我筆記裡面的這項經驗：

        在黑暗的草原裡面，營火熊熊閃光。靠近營火的溫暖，這是越來越亮的夜裡而唯一的取暖方法；在棕櫚葉與枝所形成的不牢靠的遮蔽物後面，這些遮蔽物都是在風雨可能吹打的那一面臨時趕工搭建起來的；在裝滿整個社區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少許的財富的籃子旁邊；躺在四處延伸的空無一物的地面上，飽受其他同樣充滿敵意、無法預料的族群的威脅之下，丈夫們與妻子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四肢交錯，他們知道是身處於彼此互相支持和撫慰之中，知道對方是自己面對每日生活的困難唯一的幫手，知道對方是那種不時降臨南比拉瓦拉人靈魂的憂鬱之感的唯一慰藉。訪問者第一次和印地安人一起宿營，看到如此完全一無所有的人類，心中充滿焦慮與憐憫；似乎是某種永不止息的災難把這些人碾壓在一塊充滿惡意的大地地面上，令他們身無一物，完全赤裸的在閃爍不定的火光旁邊顫抖。他在矮樹叢中摸索前行，小心的不去碰倒那些在他的視線中成為火光中的一些溫暖的反影的手臂、手掌和胸膛。但這幅淒慘的景象卻到處充滿呢喃細語和輕聲歡笑。成雙成對的人們互相擁抱，好像是要找回一種已經逝去的結合一體，他走過其身邊也並沒中止他們的相互愛撫的動作。他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龐大的善意，一種非常深沈的無憂無慮的態度，一種天真的、感人的動物性的滿足，而且，把所有這些情感結合起來的，還有一種可以稱為是最真實的、人類愛情的最感動人的表現。

一堂書寫課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沒有書寫文字的幫助，仍然大步前進，取得好多重大成就；有了書寫文字以後，西方的歷史時期的文明長期停滯不前。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書寫文字的話，很難想像會產生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科學上的急速擴展。但書寫文字固然是一必要條件，卻一定不是一個解釋此項擴展的充分條件。

    要建立其書寫文字的出現和文明的某些特質之間的互變關係，我們必須換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考察。與書寫文字一定同時出現的唯一現象是城鎮與帝國的創建，也就是把大量的個人統合入一個政治體系裡面，把那個人分劃成不同的種姓或階級。這種現象，不論如何是從埃及到中國所看到的書寫文字一出現以後的典型的發展模式；書寫文字似乎是被用來做剝削人類而非啓蒙人類的工具。這項剝削，可以集結數以千計的工人，強迫他們去做耗盡體力的工作，可能是建築誕生的更好說明，最少比前述的書寫文字與建築的直接關係更具可能性。我的這項假設如果正確的話，將迫使我們去承認一項事實，那書寫的通訊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幫助進行奴役。把書寫文字用做不關切身利益的工具，用做智識及美學上的快感的源泉等等，是次要的結果，而且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來做為強化、合理化和掩遮進行奴役那項主要功能。

    不過，還是有些例外存在：非洲有些土著帝國統治了數以十萬計的人；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印加帝國有數百萬計的人口。然而以上兩個大陸裡面的這些建造帝國的嘗試卻也並沒有產生什麼恆久的結果。我們知道印加帝國創建於十二世紀左右：三個世紀以後，如果它自己不是已經衰頹不堪的話，Pizarro 所率領的士兵不會那麼輕易的就加以征服。雖然我們對古代非洲的歷史所知不多，但我們可感到其情況大致相似：龐大的政治群體出現了，不到幾十年的時間以後，又消失無蹤。因此，這些例子或許是證實了上述的假設，而非推翻它。或許書寫文字本身不足以鞏固知識，但書寫文字可能是強化政治統治所不可所缺。如果我們看看比較接近家鄉的例子，我們發現歐洲國家強迫教育的系統性的發展是和服兵役制度的擴張以及人口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齊首並進的。掃除文盲的戰鬥和征服對公民的權威的擴張緊密相聯。每個人必須要識字，然後政府才能說：對法律無知不足構成藉口。


獨木舟之旅

    已有五個月沒下過雨，所有的獵物都不見了。如果能打到一隻憔悴的鸚鵡，或一條大蜥蜴來放在飯裡面一起煮，就算幸運。如果能烤隻陸龜或肉質多油黑色的穿山甲，即算美味。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只能吃乾肉，好幾個月以前庫亞巴鎮上的一個屠戶替我們準備的。這乾肉切得很厚，捲起來，每天早上我們都把肉攤開，抖出一大堆蟲出來，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使乾肉的味道別那麼難聞，可是過了一夜，又恢復原味了。不過，有次我們獵到一隻野豬；把野豬肉煮一段短時間就吃，對我們來說其味道比葡萄酒更美妙，每個人最少一口氣吃下一磅。那時候，我了解到以前關於野蠻人大吃肉類不知節制的說法了，很多旅行家都提到這點，用以說明野蠻人的蠻野無文。但是，只要試試每天吃野蠻人平日所吃的食物，馬上可了解飢餓的感覺；在此情形下，能夠盡情的大吃一頓，不僅僅使令人覺得填飽肚子，簡直是令人覺得進了幸福極樂之界。


亞馬遜流域

住在森林裡面的人，其想像力要比住在草原上的更為豐富，舉例來說，有些人頗具詩人的想像能力，有個父親叫做 Sandoval，母親叫做 Maria 的家庭，給他們的小孩取名字的時候，利用他們兩人自己名字的音節加以重組，創造出新名字來做小孩的名字！女孩子叫做 Valma、和 Valmaria、Valmarisa，男孩子叫做 Sandomar 和 Marival，再下一代的人則取 Valdomar 和 Valkimar 這樣的名字。好賣弄學問的人則把他們的兒子取亞里士多德和牛頓這樣的名字。亞馬遜森林地帶的人很喜歡一些名字富麗堂皇的成藥，像“寶貝藥酒”、“東方秘藥”、“郭多娜精品”、“布里斯多藥丸”、“英國寶水”和“天堂香膏”等等。他們有時吞食硫化鹽致命，不然就是吃奈寧的二氯氫氧化合物，藥吃太多，到了一點牙痛就得吃整瓶阿斯匹靈才能止痛的地步。馬查多河上游有一個小小的轉運港，很具象徵意味的只往更上游地區運送兩樣貨品：墳墓的欄桿和灌腸器。


奧古斯都封神記

    旅行是一場大虛幻，是一種煩死人的過程；整個過程只會對那些習慣於反射的影像而對真正的現實不熟悉的人才會覺得真實無虛。


一小杯蘭姆酒

    一個人類學家的兩種不同態度，也就是在自己社會是批評者，在其他社會是擁護隨俗者，這樣的態度背後還有另外一個矛盾，使他覺得更難以找到脫逃之路、解決之方。如果他希望對他自己社會的改進有所貢獻的話，他就必須譴責所有一切他所努力反對的社會條件，不論那些社會條件是存在於哪一個社會裡面，這樣做的話，他也就放棄了他的客觀性和超然性。反過來說，基於道德上立場一致的考慮和基於科學精確性的考慮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而必須有的超脫立場 detachment 使他不能批判自己的社會，理由使他為了要取得有關所有社會的知識，他就避免對任何一個社會做評斷。在自己的社會要參與改革運動就使他不能了解其他的社會，但對全人類社會都具普遍性了解的渴望欲求得到滿足卻又不能不放棄一切進行改革的可能性。

    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每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一些和他們自己所宣稱的規範無法並存的不純雜質，這些雜質會具體表現成為相當份量的不公不義、無感無覺與殘酷，這是社會的天性。如果我們要問，這個雜質的分量要如何評估，則人類學研究能提供一個答案。如果只把少數幾個社會加以比較，會使人覺得其間的差異實在太大，但是一把比較的範圍擴大以後，那些差異就變得越來越小。然後我們就會發現，沒有一個社會是根本上就是好的，也沒有一個社會是絕對壞的；所有的社會都提供其成員某些好處，只是附帶地毫無例外的也含有一定分量的罪惡，所含的罪惡總量似乎大致上相當穩定，沒多大變化，這或許是和社會生活之中的某種特別的惰性正好吻合，任何組織上的努力都無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