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西印度群島

    我們要趕快去安慰我們船上的夥伴,特別是其中兩位年輕的德國女人,她們在船上的時候就曾暗示我們,如果能儘快洗個澡,不惜背叛她們的丈夫...... 對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們以前的生活大體平靜無波,現在一下被推進這種大冒險似的旅程裡面,他們所遭受到的那種愚蠢與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種聽都沒聽說過的、非常特別的、非常例外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把這種現象對他們自己所產生的切身影響以及對虐待他們的人的影響,看作似乎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前例的大災難。但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現象倒看過一些,前此幾年也曾經歷過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因此這種現象對我而言並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當代人類因為人口數目太多,所要面對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再加上交通與通訊工具的急速改進,當代人類的皮膚似乎被因此帶來的越來越朵的物質與知識交流弄得越來越不耐煩,結果就是類似我們早上經歷過的痛苦經驗慢慢的洩漏出現。在馬丁尼克這個法國殖民地,戰爭與敗戰所帶來的唯一後果,是把這種普遍的過程加速推進罷了。戰爭與敗戰只是促成一種持久性的污染的觸媒,而污染本身並不會自地球上消失。某個地方的污染也許會暫時消沈,但在其他地方會重新出現。一旦社會人群所擁有的空間開始緊鎖的時候,愚蠢、怨恨與容易輕信受騙便會像膿一樣的產生。

    旅行途中種種意外事件常會帶來此類意義多樣的景象。由於我在美國的最先幾個禮拜是在波多黎各度過,以後我便在西班牙發現美國。就像幾年以後,我所參觀的第一所英國大學校園是在西孟加拉邦的達卡市,校園裡面全是新歌德式建築,因此我到今天為之仍把牛津大學看作是印度,只不過這個印度成功的制伏了泥濘、發霉以及四處蔓生的植物罷了。


追尋權力

    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沈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熱帶的香料,人類的原始鮮活性,都已被意義可疑的一片忙亂所破壞變質。一片忙亂迫使我們壓抑我們的慾望,使我們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過污染的回憶。

目前,玻里尼西亞的島嶼被水泥覆蓋,變成停靠在南海的航空母艦,整個亞洲漸漸像極了一個破落的、光線陰暗的郊區,非洲到處可以看見臨時急促搭蓋起來的小城鎮,軍用與民用飛機在來不及破壞原始森林的原始性以前就著手侵犯其純真與無邪,在這樣的情境下,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一面以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出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出相應的病象出來。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就是它所顯現出來的秩序與協和,在其中孕育著一些前所未見的複雜結構,但為了這個秩序與協和,卻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產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個地球。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使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顏面上。

    “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著的那個世界去。” Chateaubriand


回顧

    他太太非常辛勤地照顧著他。他太太本人,年齡(年齡會把年輕時候才會發生的身體上與道德上的特徵相互混淆之情況消除)使她那一度被稱讚為“痛快”的個性變成醜陋與易怒。


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

    我非常用功的念書,想進到 Gustave Rodrigues 所教的那一班,當時他被譽為“高級進步的”。不錯,他那時候是S.F.I.O.的激進份子之一,不過在哲學方面他所教的也不過是柏格森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的某種混合罷了,令我大失所望。他非常熱切的訴說他那些枯燥無味的教條觀點,整堂課都激情的手舞足蹈。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天真的新年和這麼貧乏的知識能力結合在一起,蔚為奇觀。一九四O年德軍進入巴黎之時,他自殺了。


市場

    在孟加拉,中世紀型態的社區被一把推入工業時代,受世界市場變易的左右。他們從始至終都是疏離的犧牲。原料是陌生外來的,對紡織者完全陌生,紡織所用的線是從英格蘭和義大利進口的;對紐扣製造者而言,有一部分是陌生的,他們用當地的珠貝,但化學劑、紙板和錫箔紙則是外來的。整個地區的生產計劃完全依照外國規格,這些不幸的工人自己根本買不起那些衣服,更別提紐扣了。在一片蔥綠景觀背後,在平靜的河道兩旁排列著鄉村小屋的背後,可以窺見一座抽象的工廠的輪廓,就好像是歷史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建立的,該說是強加上的,其發展過程中最悲劇性的階段於這些哀苦無告稱為犧牲的人們身上:把中世紀的物質匱乏和疫病,早期工業時代的那種瘋狂的剝削,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失業與投機,全都加在一起。十四世紀、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匯合起來,給熱帶大自然所提供的潛在的田園風光來個最強烈的諷刺。

    是在世界的這一部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有時超過一千人,我才完全了解到熱帶美洲(在某種程度上整個美洲大陸)由於完全無人居住或相當程度的人口稀少所享受到的歷史特權。自由不是一種法律上的發明,也不是一種哲學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確恰當的文明才能創造才能保有的東西。自由是個人以其所占有的空間之間的一種客觀關係的結果。而且,很難說資源豐富可以補空間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證說一個富裕但人口過多的社會不會被其本身的人口密度所毒害,像有些麵粉寄生蟲,遠在他們的食物吃用殆盡一千,就用毒素遠射程的互相殘害。

    一個人必須很天真或不誠實,才會認為人們能夠完全不受其生存處境的影響去選擇其信仰。不但不是政治制度決定社會存在的型態,而是社會存在的型態賦予表達其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意義。意識形態只是一組記號(signs),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確實存在的情況下,才構成一種語言(language)。在目前,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誤解主要是語意上的問題;那些我們想在東方廣為宣揚的觀念或“指渉者”(signifiers)所要指渉的指渉物(signifieds),不是性質不同就是根本不存在。在另一方面,如果可能使情況改變的話,對於目前受犧牲者而言,即使達成改變百年的架構可能是我們西方人認為無法忍受的,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他們不會自覺到是在被奴役,而相反的,如果他們漸漸走向強制勞動、事物配給和思想統治,他們會覺得是受到解放,因為他們可因此得到工作、食物和一定程度的知識生活。各種的形式化,看起來好像是各式各樣的剝奪,會被可能得到的奉送的真實所抵消,我們因為那些形式化的外表而使他們得不到該真實。

    熱帶亞洲與熱帶美洲之間的對抗,在可以找到的政治與經濟補救方法的那些問題之外與之上,還有一個問題:人類在有限空間內不斷增加。我們不得不想到,就這點而言,歐洲的位置是處於上述兩塊大陸之間。印度在三千多年以前嘗試用種姓制度來解決其人口問題,把量轉化為質,也就是把人群分門別類以使他們可以並存。印度甚至從更寬廣的視野去思考這個問題,把種姓制度延伸到人類之外,延伸於一切生命型式。素食原則和種姓制度一樣,目的是為了防止社會群體和動物種屬互相侵犯,為了保證每一群人或物種有其自己特殊的自由,方法是強迫其他的放棄享受與之衝突的自由。這項偉大的實驗的失敗是人類的悲劇;我的意思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同的種姓並沒有發展到可以因為他們互相有別而平等的程度 - 此處的平等指的是相異相別者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準繩 - 一個有害的同質性的因素被引進該制度中,使不同者之間可以互相比較,結果是造成一個有高低層次的階層。人類可以共存,只要他們能互相認為他們雖然不同,但都具有同樣程度的人性,但人類也能夠藉否認其他人也具有同等程度的人性而共存,只是其結果是建立一個互相從屬的體系。

    印度的偉大失敗可以給我們上一課。當一個社會人口太多的時候,不管其思想家們如何天才,該社會能存在下去只得產生出使一些人淪為奴僕的情況。一旦人類開始覺得受到他們的地理、社會與心理習性所壓抑不得伸的時候,他們就有被誘採取簡單的解決辦法的危險,把同類的一部分認為沒有做人的權利。這樣做使其他人獲得多幾十年的事件有些活動的空間。然後,就必須再把摒除在外的範圍擴大。從這個觀點去看歐洲過去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增加一倍的最後結果,那些事情也就不再是什麼某個國家的越軌,某種教條或某群人的異常了。我把那些事情看作是我們已進入一個有限的世界的前兆,就好像南亞早我們一千年或兩千年即已面對到的那樣,除非做些主要的決定,我不認為我們能避開和南亞同類的經驗。人對人有系統的貶值越來越時興,我們就是犯了言行不一和盲目無視的罪惡。

    在亞洲,使我害怕的是我們自己的未來的一種前景,也就是亞洲目前在經歷的景象。在印地安人的美洲,我很愉快的回想到一個時代,不但已變得多麼瞬息即逝,在那時代中,人類還和他所占住的世界成比例,自由的享受和指稱自由的象徵之間還存在真實確切的關係。


家庭生活

    一天裡面最熱的那段時間,整個營地靜寂無聲;營地住民,有的睡覺,其他的默不作聲,都在享受其逐出提供給他們的那些不完全的陰涼遮蔽空間。其他的時間裡,他們一面工作一面聊天。幾乎常常是快樂歡愉,他們說笑話,有時說些色情的或淫穢的笑話,常常因此引起一陣大笑。工作常被訪客或問題所打斷;如果有狗或馬開始交尾的話,每個人都停下工作,興致勃勃地觀察其過程。對這類重要事件發表完評論以後,他們又開始工作。

    有一次我碰見一個小女孩拿著她媽媽用來攜帶她小妹妹的樹皮巾帶來小心翼翼的攜帶一隻小狗。“你是不是在愛撫你的小狗呢?”我問她。她很嚴肅的回答,“我長大以後要殺野豬和猴子;狗一叫的時候我就把野豬和猴子全部亂棒打死。”

    我自己則一點妄想也沒有:這件小插曲很可能以慘劇收場。然而這場意外,以及我以後會描述的其他意外,一點都沒損及和南比克瓦拉人長久親密相處所必然形成的友誼關係。因此我最近讀到一本由一個外國同行所寫的書裡描述的,他對那群我曾在 Utiarity 一起生活過的土著的情形,感到異常傷痛。這位同行比我晚十年碰到他們。他去到 Utiarity的時候是 1949年,當時有兩批傳教士在那裡活動,一批是我提到過的耶穌會教士,另外一批是美國新教的傳教士。整個土著群只剩下十八人,他的描述如下:

        我在 Mato Grosso 所,見到的所有印第安人裡面,以這一群南比克瓦拉人最為淒慘。八個男人裡面,一個有梅毒,另外有一個身體受某種感染,有一個腳受傷,有一個是又聾又啞。婦女小孩看起來倒還健康。他們不睡吊床,睡地上,因此身上老是滿身髒土。夜晚寒冷的時候,他們把火熄滅,睡在猶溫的灰燼之中...... 只有在傳教士給他們衣服的時候才穿衣服,傳教士要求他們穿。他們討厭洗澡,因此身上不只蓋著灰塵和灰燼,蓋在皮膚與頭髮上,而且還蓋腐爛的肉片和魚片,再加上汗臭,使人以接近他們便很不舒服。他們看起來也有不少寄生蟲,肚子鼓脹,不停的放屁。他們裡面好幾個人擠進我們工作用的小房間時,我們得停止工作多次,使房間透些空氣......

        南比克瓦拉人...... 脾氣大,不禮貌,甚至粗鄙。好幾次我去他得營帳訪問 Julio 的時候,他躺在火堆附近,看見我來了便翻個身,背對著我說他不想講話。傳教士們告訴我,南比克瓦拉人會一而再的要求把某樣東西送給他,如果不答應,他會自己動手取走。為了避免印第安人闖進去,傳教士們有時候會把紗門關起來,但如果南比克瓦拉人真正想闖進去的話,會把紗門扯一個洞,然後走進去......

        不用和南比克瓦拉人相處多久,就可發現這種藏在底下的恨意、不信和絕望,其結果使觀察者產生一種沮喪的感覺,帶著一些憐憫之情。

    但是我認得他們的時候,雖然他們人口已因白人帶來的疾病而減少很多,但仍然沒有人,最少從隆洞所做的合人道的嘗試,沒有人要使他們就範,因此我要把以上的令人難過的描述忘掉,在記憶中只保留住有天晚上,我在隨身攜帶的小火炬之火光下寫進我筆記裡面的這項經驗:

        在黑暗的草原裡面,營火熊熊閃光。靠近營火的溫暖,這是越來越亮的夜裡而唯一的取暖方法;在棕櫚葉與枝所形成的不牢靠的遮蔽物後面,這些遮蔽物都是在風雨可能吹打的那一面臨時趕工搭建起來的;在裝滿整個社區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少許的財富的籃子旁邊;躺在四處延伸的空無一物的地面上,飽受其他同樣充滿敵意、無法預料的族群的威脅之下,丈夫們與妻子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四肢交錯,他們知道是身處於彼此互相支持和撫慰之中,知道對方是自己面對每日生活的困難唯一的幫手,知道對方是那種不時降臨南比拉瓦拉人靈魂的憂鬱之感的唯一慰藉。訪問者第一次和印地安人一起宿營,看到如此完全一無所有的人類,心中充滿焦慮與憐憫;似乎是某種永不止息的災難把這些人碾壓在一塊充滿惡意的大地地面上,令他們身無一物,完全赤裸的在閃爍不定的火光旁邊顫抖。他在矮樹叢中摸索前行,小心的不去碰倒那些在他的視線中成為火光中的一些溫暖的反影的手臂、手掌和胸膛。但這幅淒慘的景象卻到處充滿呢喃細語和輕聲歡笑。成雙成對的人們互相擁抱,好像是要找回一種已經逝去的結合一體,他走過其身邊也並沒中止他們的相互愛撫的動作。他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龐大的善意,一種非常深沈的無憂無慮的態度,一種天真的、感人的動物性的滿足,而且,把所有這些情感結合起來的,還有一種可以稱為是最真實的、人類愛情的最感動人的表現。




一堂書寫課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沒有書寫文字的幫助,仍然大步前進,取得好多重大成就;有了書寫文字以後,西方的歷史時期的文明長期停滯不前。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書寫文字的話,很難想像會產生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科學上的急速擴展。但書寫文字固然是一必要條件,卻一定不是一個解釋此項擴展的充分條件。

    要建立其書寫文字的出現和文明的某些特質之間的互變關係,我們必須換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考察。與書寫文字一定同時出現的唯一現象是城鎮與帝國的創建,也就是把大量的個人統合入一個政治體系裡面,把那個人分劃成不同的種姓或階級。這種現象,不論如何是從埃及到中國所看到的書寫文字一出現以後的典型的發展模式;書寫文字似乎是被用來做剝削人類而非啓蒙人類的工具。這項剝削,可以集結數以千計的工人,強迫他們去做耗盡體力的工作,可能是建築誕生的更好說明,最少比前述的書寫文字與建築的直接關係更具可能性。我的這項假設如果正確的話,將迫使我們去承認一項事實,那書寫的通訊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幫助進行奴役。把書寫文字用做不關切身利益的工具,用做智識及美學上的快感的源泉等等,是次要的結果,而且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來做為強化、合理化和掩遮進行奴役那項主要功能。

    不過,還是有些例外存在:非洲有些土著帝國統治了數以十萬計的人;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印加帝國有數百萬計的人口。然而以上兩個大陸裡面的這些建造帝國的嘗試卻也並沒有產生什麼恆久的結果。我們知道印加帝國創建於十二世紀左右:三個世紀以後,如果它自己不是已經衰頹不堪的話,Pizarro 所率領的士兵不會那麼輕易的就加以征服。雖然我們對古代非洲的歷史所知不多,但我們可感到其情況大致相似:龐大的政治群體出現了,不到幾十年的時間以後,又消失無蹤。因此,這些例子或許是證實了上述的假設,而非推翻它。或許書寫文字本身不足以鞏固知識,但書寫文字可能是強化政治統治所不可所缺。如果我們看看比較接近家鄉的例子,我們發現歐洲國家強迫教育的系統性的發展是和服兵役制度的擴張以及人口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齊首並進的。掃除文盲的戰鬥和征服對公民的權威的擴張緊密相聯。每個人必須要識字,然後政府才能說:對法律無知不足構成藉口。


獨木舟之旅

    已有五個月沒下過雨,所有的獵物都不見了。如果能打到一隻憔悴的鸚鵡,或一條大蜥蜴來放在飯裡面一起煮,就算幸運。如果能烤隻陸龜或肉質多油黑色的穿山甲,即算美味。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只能吃乾肉,好幾個月以前庫亞巴鎮上的一個屠戶替我們準備的。這乾肉切得很厚,捲起來,每天早上我們都把肉攤開,抖出一大堆蟲出來,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使乾肉的味道別那麼難聞,可是過了一夜,又恢復原味了。不過,有次我們獵到一隻野豬;把野豬肉煮一段短時間就吃,對我們來說其味道比葡萄酒更美妙,每個人最少一口氣吃下一磅。那時候,我了解到以前關於野蠻人大吃肉類不知節制的說法了,很多旅行家都提到這點,用以說明野蠻人的蠻野無文。但是,只要試試每天吃野蠻人平日所吃的食物,馬上可了解飢餓的感覺;在此情形下,能夠盡情的大吃一頓,不僅僅使令人覺得填飽肚子,簡直是令人覺得進了幸福極樂之界。


亞馬遜流域

住在森林裡面的人,其想像力要比住在草原上的更為豐富,舉例來說,有些人頗具詩人的想像能力,有個父親叫做 Sandoval,母親叫做 Maria 的家庭,給他們的小孩取名字的時候,利用他們兩人自己名字的音節加以重組,創造出新名字來做小孩的名字!女孩子叫做 Valma、和 Valmaria、Valmarisa,男孩子叫做 Sandomar 和 Marival,再下一代的人則取 Valdomar 和 Valkimar 這樣的名字。好賣弄學問的人則把他們的兒子取亞里士多德和牛頓這樣的名字。亞馬遜森林地帶的人很喜歡一些名字富麗堂皇的成藥,像“寶貝藥酒”、“東方秘藥”、“郭多娜精品”、“布里斯多藥丸”、“英國寶水”和“天堂香膏”等等。他們有時吞食硫化鹽致命,不然就是吃奈寧的二氯氫氧化合物,藥吃太多,到了一點牙痛就得吃整瓶阿斯匹靈才能止痛的地步。馬查多河上游有一個小小的轉運港,很具象徵意味的只往更上游地區運送兩樣貨品:墳墓的欄桿和灌腸器。


奧古斯都封神記

    旅行是一場大虛幻,是一種煩死人的過程;整個過程只會對那些習慣於反射的影像而對真正的現實不熟悉的人才會覺得真實無虛。


一小杯蘭姆酒

    一個人類學家的兩種不同態度,也就是在自己社會是批評者,在其他社會是擁護隨俗者,這樣的態度背後還有另外一個矛盾,使他覺得更難以找到脫逃之路、解決之方。如果他希望對他自己社會的改進有所貢獻的話,他就必須譴責所有一切他所努力反對的社會條件,不論那些社會條件是存在於哪一個社會裡面,這樣做的話,他也就放棄了他的客觀性和超然性。反過來說,基於道德上立場一致的考慮和基於科學精確性的考慮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而必須有的超脫立場 detachment 使他不能批判自己的社會,理由使他為了要取得有關所有社會的知識,他就避免對任何一個社會做評斷。在自己的社會要參與改革運動就使他不能了解其他的社會,但對全人類社會都具普遍性了解的渴望欲求得到滿足卻又不能不放棄一切進行改革的可能性。

    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每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一些和他們自己所宣稱的規範無法並存的不純雜質,這些雜質會具體表現成為相當份量的不公不義、無感無覺與殘酷,這是社會的天性。如果我們要問,這個雜質的分量要如何評估,則人類學研究能提供一個答案。如果只把少數幾個社會加以比較,會使人覺得其間的差異實在太大,但是一把比較的範圍擴大以後,那些差異就變得越來越小。然後我們就會發現,沒有一個社會是根本上就是好的,也沒有一個社會是絕對壞的;所有的社會都提供其成員某些好處,只是附帶地毫無例外的也含有一定分量的罪惡,所含的罪惡總量似乎大致上相當穩定,沒多大變化,這或許是和社會生活之中的某種特別的惰性正好吻合,任何組織上的努力都無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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