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示錄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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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打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打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底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63
說到1990年代，我絕不會說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反而認為那是個讓人噁心的世道。大家的腦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有人承受不住就瘋了，精神病院人滿為患。我到那裡去探望過朋友，有人高喊：“我是史達林，我是史達林！”另一個大叫：“我是別列佐夫斯基！我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們那個病區全都是史達林和別列佐夫斯基。大街上總是發生槍擊案，殺人案數量很多。每天都有人火拼，忙著弄錢或把錢弄到手，汲汲營營，搶在其他人之前。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鋃鐺入獄，從寶座到地下。另一方面，太嗨了，一切都在你眼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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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一個鄰居，她說：“因為有了一個德國咖啡機而開心，實在不好意思，但我太幸福了！”但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還徹夜排隊購買阿赫馬托娃的詩集，現在卻為一個咖啡機而瘋狂，為了一些破東西而開心。他們與黨證分手，就好像和什麼廢棄物告別似的。雖然很難相信，但是幾天之內真的一切都變了。就像你在回憶錄中讀到的，沙皇俄國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蘇聯的共產主義也一樣，都是幾天而已。人的腦袋還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紅本黨證藏起來，用各種形式保存著。不久前，在一個朋友家裡，他們從牆壁的夾層中找出列寧半身像給我看。他們都在保留著，以為說不定突然間又可以拿出來了。共產黨一旦回來了，他們就會第一批戴上紅色領結。我的書桌上放著幾百份退黨聲明，很快就當垃圾運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爛。我保存了一兩頁紙，總有一天有人會找我，要我把它們送交博物館。
166 克林姆林宮的N
“......這裡邊有沒有故事？給您一個爆炸性的事實，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追逐腥羶，死亡也是商品，什麼東西都有市場。庸人也將樂不可支地給自己噴灑腎上腺素，帝國可不是每天都能崩塌的。人人的嘴巴中滿是污穢和鮮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國元帥以自殺結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宮的暖氣柵欄上自縊的......
連槍都沒開，算什麼政變？軍隊狼狽地逃離了莫斯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捕後，他預料到他們很快會追捕他，給他戴上手銬。在總統所有的助手和顧問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變” - 公開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觀望。官僚機構是一部有操縱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機器，哪裡有原則？官僚從來沒有信仰、沒有原則，沒有這些模糊的形而上學。重要的是坐穩位子、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以前是怎麼進貢羔羊快夠的，以後也會繼續這麼做。官僚主義是我們的坐騎。列寧說過，官僚主義比鄧尼金還可怕。官僚主義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個人忠誠，不要忘記誰是你的主人、餵你的手是誰的手。委員會的真相沒有人知道，每個人都在撒謊。如此而已...... 其實是玩了一個大把戲，它的秘密動機和所有參與者，我們全都不知道。戈巴契夫是謎一般的角色，當他從福羅斯回到莫斯科時對記者說了什麼？他說：“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事情的全部。”他絕不會說！也許這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以。數十萬人的示威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再也很難維持正常狀態了。阿赫羅美耶夫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只是不能接受，將會很快發生的一切 — 蘇維埃制度、偉大的工業化、偉大的勝利全都會被踩平，澆灌上混凝土。最終阿芙樂爾號並沒有開砲，冬天的狂飆沒有出現。
大家都痛罵時代，現在的時代卑鄙、下流、空虛，填滿了抹布和錄音機。偉大的國家又在哪裡？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今天沒有戰勝任何人，加加林並沒有飛上太空。
......人都喜歡聽宮廷秘史。我來告訴您另一件事吧。證人也是可操控的。他們不是機器人，電視就可以操控他們，還有報紙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誰說的是真相？所以我認為應該由專業人員 — 法官、學者、牧師等，尋找真相。其餘所有人不是陷入權力野心，就是感情用事。我讀過您的書，您不該這麼相信人類，相信人的真相...... 歷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寫，而是時間在寫。關於人的真相，就像是一個掛鉤，每個人都可以去掛自己的帽子。
235 89歲老黨員，1922年入黨
他們把我關進普通牢房，一間牢房裡關押著五十個人，每天只能放風兩次。其餘時間？該怎麼向女性細說這種事？在監獄入口有一個大桶子...... 你們去試一下，坐在那兒，當著眾人的面拉屎！吃的東西就是一盤子鯡魚，但是不給水喝。牢房裡有五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日本間諜，還有一個不識字的農村老頭 — 他是因為馬廄失火被抓起來的，還有一個大學生是因為說政治笑話。牆上掛著史達林的相片，喇叭裡播送著關於史達林的報告，合唱團在唱史達林的頌歌，藝術家朗誦史達林的誦詩。這是什麼場合？是紀念普希金去世一百週年的晚會。那個大學生被判處十年勞改，且不得與人通信。還有一個司機，他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長得像史達林，確實長得太像了。還有一個洗衣房管理員、一個剃頭匠 — 他不是黨員，還有一個打磨工人。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不過也有一個民俗學家。有天晚上他講故事給我們聽，童話故事，所有人都來聽。檢舉這位民俗學家的是他自己的母親，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在他被轉押別處之前，只有那麼一次，母親託人給他送來了一包菸。是啊，一個老社會革命黨人幸災樂禍地說：“我真開心，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居然也坐在這兒，和我一樣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個反革命！我當時以為蘇維埃政權沒有了，史達林也不在了。“
268
“我們市裡有一座榮民之家，裡面都是些斷手缺腳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有軍功章。上頭允許他們住到老百姓家裡去，這是政府的決定。周圍的女人早就渴望男人的愛撫了，紛紛趕去接他們，有的推著獨輪車，甚至有的推著嬰兒車。女人都希望家裏有男人的氣味，希望院子裡的晾衣繩上掛著男人的衣衫，所以他們很快就把男人都搶回家去了。但是這些人不是玩具，也不是在拍電影。你試試和這種男人相愛一下吧。他們很凶惡，很容易受傷害，他們知道自己被出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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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走進一個正常的房子，一個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裡悠遊自在，我就會想：“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湯匙、叉子和杯子......“我總是被最簡單的事情難住，很簡單的東西。例如，為什麼要有兩雙鞋子？我對於那些東西都無動於衷，對日常生活沒有要求。媳婦昨天打電話過來：“我在找一個棕色的瓦斯爐。”廚房裝修後，她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換成棕色的，傢俱、窗簾、餐具，一切都按外國雜誌上的擺設；還要在電話機上掛個鐘錶。她按照廣告和報紙裝修公寓，一切都是在《買賣》雜誌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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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赫魯雪夫時代，他想離開這裏，但上級不允許。所有人都簽字保證過不會洩漏國家秘密，不管是坐牢的還是抓人的，或者是看守的。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他還聽說，就連押送囚車的人也不能夠放回去。表面看起來，他們在這裏可以免遭戰爭之災，但實際上，如果是去打仗，他們還可以重返家園，但在這裏卻永遠不能回去了。進入了禁區，進入了系統，就把他們吸進了無法回頭的地方。服刑和服役期滿後，只有黑幫和罪犯才離得開這些倒霉的地方。留下來的人，走不了的人，後來就都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同一棟房子或同一個院子裡。“唉，我們的生活，就是活受罪啊！”他重複說。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件事，坐牢的人如何密謀要勒死一個從前的守衛，因為那傢伙就是個禽獸。他們假裝喝醉酒打架，把對方按到了牆邊。他父親一直喝悶酒，喝醉了就哭：“他媽的！一輩子都把舌頭夾上了。我們全都是最小的沙子而已。”深夜，草原上，我們兩個人一起出去 — 一個是受害者的女兒，和誰的兒子呢？該怎麼稱呼這種人？稱他劊子手？充其量不過是個小劊子手。但是，沒有小劊子手就沒有大劊子手。他們是需要大量做髒活的人。反正，我們在這裏相遇了。我們都談些什麼？說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父母親的事，他們一直到死都緘口不言，帶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但是顯然的，我抓住這個傢伙，強烈地激起了他的趕上。他告訴我，他父親從來沒有吃過魚，因為據他說，這海裡的魚是吃人肉長大的。把一個人赤條條地拋進海裡，幾個月之後就只剩下骨頭了，白白的骨頭。他從哪裏知道這個的？他父親清醒時沈默不語，喝醉的時候就痛罵，說自己做的是文管職務，說自己的雙手是乾淨的。他的兒子也很想相信這一點。那為什麼不敢吃魚？魚令他作嘔。父親去世後，他找到了證明父親在鄂霍次克海邊服役過幾年的檔案，那裡也有勞改營。他喝醉了。全都說出來了...... 他直愣愣地盯著我看，好像神志又清醒了。清醒且害怕，我明白他是害怕了。他突然又惡狠狠地喊了一聲。在這個人的靈魂中，深埋著太多的受害者。夠了！我明白了，他們有家人，他們有孩子。雖然家人和子女並沒有簽過保密文件，但他們自己很明白，仍舊必須管住自己的舌頭。臨別時，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沒有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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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兒子讀索忍尼辛，他一直在笑。...對他來說，一個人被指控為三個情報機構的間諜，就已經是夠荒謬的玩笑了.... 他永遠不會理解我和我的母親，因為他一天也沒有在蘇聯生活過。我、我的兒子、我的母親，我們是生活在不同的國家，雖然都是俄羅斯，雖然是一家人，但我們彼此之間是一種畸形的關係。畸形得可怕！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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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上一輩，我的母親，他們很想聽到的是，自己經歷了一種偉大、不平凡的生活，他們深信自己的信仰有價值。但他們真正聽到的又是什麼？四面八方都在說。他們的生活都是屁，除了導彈和坦克，他們一無所有。他們時刻準備回擊任何敵人，如果能夠擊退的話！但是，一切還不需要戰爭就全都崩潰了。沒有人能明白這是為什麼。人需要思想，但是卻沒有學會思考。大家只記得恐懼和談論恐懼。......從計程車司機到辦公室職員，從國家級演員到學者，如今所有人都陷入一種物理性的孤獨感當中。生活完全改變了。現在的世界按照另一種方式被劃分：不是白軍和紅軍，也不是誰坐牢誰看押，誰讀索忍尼辛誰不讀，而是誰買得起誰買不起。您不喜歡嗎？不喜歡...... 這是很明顯的事，我也不喜歡。您，甚至還有我，我們曾經都是浪漫主義者，或說天真的六零年代菁英？一群真誠的人。我們相信，我們的共產主義失敗了，俄羅斯人現在急切的要學習自由，學會生活。...... 而不都是滿眼都是戰火、燃燒，不想總是舉著火把與斧頭奔跑。不，我們就是想要簡單的生活，想和其他人一樣，但是法國和摩納哥那種生活，是我們無法企及的！給你土地，但是可能收回；允許做買賣，但可能因此入獄。工廠會被沒收，商店會被迫關門，這種恐懼還是時不時刺激著小腦，糾纏著我們。要知道，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的歷史啊？必須要賺錢，還要快點賺到錢。沒有人會去想什麼大事業或宏偉的計畫，人們實在是厭倦了這些偉大志業！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普通的平凡人。
空虛的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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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一個反動者的家庭，在反動者的廚房裡聽大人說話。我的父母和薩哈羅夫很熟，傳播地下出版物。我和他們一起度過格羅斯曼、金茲堡、多甫拉托夫，聽“自由歐洲電台”。所以，當1991年到來時，我當然站在白宮前的人鏈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了不再回到共產主義。我的朋友裡沒有共產黨員，我們都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看成是恐怖主義，等同於勞改營和囚籠。我們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死了，永遠死了。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走近兒子的房間，看見他桌上放著馬克思的《資本論》，書架上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馬克思主義回來了？這是惡夢嗎？到底是夢境，還是現實？兒子在上大學，他有很多朋友。從他們在廚房喝茶時的談話中，我聽到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又合法了，又流行起來了。孩子穿著印有切格瓦拉和列寧畫像的T恤。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都是徒勞。”
414
“俄羅斯的生活就應該是不幸的、貧寒的，那樣靈魂才能高尚。它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屬於這個世界，越是骯髒和血腥，靈魂越能得到自由......”
471
為了弄明白一些東西，痛苦是難免的。如果沒有痛苦，你又如何能理解？理解必然是伴隨著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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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法官問：“為什麼你們要離婚？”“因為對生活的看法不同。”“丈夫酗酒？打人？”“既不喝酒也不打人。總之，我丈夫是個非常出色的人。”“那您為什麼要離婚？”“不愛了。”“這不是正當理由。”法院給我們一年的時間再仔細想明白。
男人都嘲笑我。有人建議喔把她趕出家門，送進瘋人院。她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啊？每個人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惆悵，就像瘟疫一樣，會襲擊所有人。你坐在火車上，遙望著窗外，卻無法排解苦悶。周圍不乏美麗的人事物，卻不能吸引你的目光，淚水難以抑制，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使得，這就是俄羅斯式的惆悵與苦悶。就算是擁有了一切，還是會覺得缺了什麼。然後就這麼活著，試著忍受一切。她說：“尤拉，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雖然在監獄裡，但我需要他，我愛他。要是你不放我走，我就會死。我會按規矩做好一切，但我會死的。”命運，它就是這麼個東西。
570 10月29日白俄羅斯選舉後示威/鎮壓
“只要恢復集中營，就不愁找不到警衛，因為這種人遍地都是！我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說話一激動就會噴口水。他們全都像夢遊一樣，恍恍惚惚的，忽左忽右地打人出氣。有個男人倒下了，他們就用盾牌壓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們都跟巨人一樣高大，每個人都有八十到一百公斤重，養得又肥又壯。鎮暴警察和特種部隊都是這種大塊頭，就像伊凡四世的禁衛軍。老實說，我不願意去想，他們這樣做都是自願的，我盡全力不讓我往這方面去想。這只是工作，他們也要吃飯，這些小夥子。他們大都只有高中學歷，但收入卻遠遠超過大學教授。以後還會一直這樣下去，這是一定的。萬一日後追究起來，他們都會說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什麼都不知道，完全是無辜的。他們今天就已找到了一千個藉口：誰來養活我的家人？或是我就職時宣示過的，或是我身不由己等等。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都做得一點也不勉強。”
572
我買了回家的車票。在城裏讀書時，我很想念我的村子。或許應該說，我想念的是童年時的那個村子。當時爸爸總是帶著我去取蜂蜜，他會先用煙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們。小時候我很好笑，以為蜜蜂也是一種鳥。現在我還喜不喜歡我們的小村子呢？年復一年，村子裡的人照樣過他們的生活：跪在地上用鐵鏟挖菜園裡的馬鈴薯、喝自家私釀的酒。他們每天喝酒，一到晚上連半個清醒的人都找不到。他們投票支持盧卡申科，為蘇聯解體而惋惜，為戰無不勝的蘇聯軍隊惋惜。在公車上，有個鄰居坐在我旁邊，他醉醺醺地大談政治：“我真想痛打那些腦殘的民主份子，或許他們收到了什麼好處？說實話！真該把這些人都槍斃了。美國必須為這一切負責，尤其是希拉蕊克林頓...... 但我們是堅強的民族，我們禁受得起改革的苦難，我們也一定能挺過革命的戰亂。我從一個聰明人那裏聽說，這場革命是猶太人策動的。”公車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會比現在更糟糕的了。打開電視，全世界都在轟炸，沒半刻安寧。”
580
亞歷塞維奇：這一切都是因為恐懼而起。面對這個嶄新的現實世界，我們還沒做好準備，所以才會覺得惶恐無助，因而產生了恐懼。就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我們覺得最好的防禦之道：以曾經的神話來拼湊我們的世界拼圖，而不是過去曾發生的事件。因為在大歷史的脈絡下，我們個人的小歷史是可以被拋棄去除的。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可以輕易地融入這個世界，集體意識曾這麼期盼過：我們也會有這樣的櫥窗、這樣的商店。民眾以為，只要努力追趕，便能達到世界菁英領袖的水準。但後來才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這麼容易，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項大工程，需要的是大量的自有人類，這是我們所沒有的；同時也需要自由思維，這同樣也是我們一向欠缺的。原來我們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遠離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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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義的責任也是需要探討的課題。我相信，該除去的不是人，而是應該和思想主義一搏。我在歐洲住了很久，那裡的作家、戲劇工作者和藝術家都不會把自己關進象牙塔裡，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揮灑表現。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大小事，他們的討論從來不曾間斷。尤其是德國，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過與我們更接近的經驗。德國人很清楚，人類的天性是需要畏懼的，不論多麼兇殘的野獸都可以制伏，但人類的心魔卻比野獸還要可怕，還要難以馴服。而與這些人形魔獸的戰鬥，不只是文學的社會責任，也不只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以前我比較關注的是集體思想，和不受人類控制的強大力量，比如戰爭和車諾比事件。而現在我最關心的，反而是個人靈魂在不同境遇下會有什麼反應。我認為世界將會朝這個方向移動。”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二手時代》亞歷塞維奇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鱷魚手記》邱妙津
2
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他最愛的就是那個像他“原型”的女人。雖然我是個女人，但是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一個“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凍瀕死之際升起最美的幻覺般，潛進我的現實又逸出。我相信這就是人生絕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對生命最勇敢也最誠實的大學時代，只相信這件事。
如今，不再相信，這件事只變成一幅街頭畫家的即興之作，掛在我牆上的小壁畫。當我輕飄飄地開始不、再、相、信，我就開始慢慢遺忘，以低廉的價錢變賣滿屋珍貴的收藏。也恍然明白，可以把它記下了，記憶之壺馬上就要空，恐怕睡個覺起來，連變賣的價目單都會不知塞到哪兒。
像雙面膠，背面貼上的是“不信”，同時正面隨著黏來的“殘忍的斧頭”。有一天，我如何首次寫成自己的名字一樣，認識了“殘忍”：殘忍其實是像仁慈一樣，真實地存在這個世界上，惡也和善具有同等的地位，殘忍和惡只是自然，它們對這個世界掌握一半的有用和有力。所以關於命運的殘忍，我只要更殘忍，就會如庖丁解牛。
揮動殘忍的斧頭 — 對生命殘忍、對自己殘忍、對別人殘忍。這是符合動物本能、倫理學、美學、形上學，四位一體的支點。二十二歲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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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對我犯罪，用從前的話說是“該被我處死”，用後來的話說是逼我發生“結構性的革命”。水伶。我犧牲了僅剩存活的可能性，之後之外的，就是不堪的更不堪的更不堪的...... 。被除數越除越小，但永遠除不盡，除式已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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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有些悲哀與痛苦的深度是說不出的，有些愛的深度是再愛不到的，它在身體內發生後，那個地方就空掉了。回頭看，所有的皆成化石，頭腦給它訂深度，設法保存，腦裡嗡鳴一段時間後，車化石谷的風景畫也空成一片。
“人最大的悲哀是失去曾經有過最大渴望的欲望。”
244
活在世間對待愛情的態度，與其說是圓成一個理想永恆的愛情想像，毋寧說是去面對一個又一個荒誕殘缺愛情意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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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經驗一
“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已經死了。從少年時代留下來的那些氣質；過份緊張，過份敏感，過份自我意識，以及高傲和理想，這一切都隨著那次事件而消失了。好像我最後終於失去我的天真，雖然比一般人遲些。像每個年輕人一樣，我也曾經目光擺得很高，充滿我自己所不甚了解的熱情和罪惡。”
死亡經驗二
“我不再認為我是不快樂的人了，相反地，我知道我有‘困難的問題’，這就是一種樂觀的方式了，因為問題總是有解答的，而不快樂，就像是壞天氣那樣，你是無能為力的。一旦我認為，這一切將得不到答案，甚至在死亡中也得不到，那麼我就不太管我快不快樂了，‘問題’以及‘問題的問題’就不存在了。這也就是快樂的開始。”
《天才 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A. Scott Berg
許多細節但不算太精彩。最有收穫的大概是作家創作生命起起落落，某些人有才華卻被健康和現實條件控制，有些人你以為他不行了他竟然多年後又寫出巨作（Max Perkins 去世前以為海明威已經再也寫不出了，然而他死後七年他寫出了《老人與海》得了諾貝爾獎，真是鬥長命。）許多作家“普通人”生涯 - 緊張寫不出、寫不好、拖拖拉拉、感情用事 - 許多細節，還以為有 Raymond Carver 原來完全是錯植。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等待卡帕 Esperando a Robert Capa》Susanna For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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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他的目光飄到遠方，彷彿身在別處。我們都懷念點什麼，一個家，童年時嬉戲的街道，一幅舊的滑雪板，上學穿的靴子，學習用的課本，廚房傳出的讓我們喝完那杯牛奶的責罵聲，房屋後院的縫紉間，自行車踏板連續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祖國不復存在，一個杜撰而已。存在的是那個有時我們感到幸福的地方。她發現他有時候去那個地方。他跟所有人搭話，吹牛，微笑，抽煙，那塊地方會猛然間閃現他眸子中，他已然在遠方。非常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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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聽上去很奇怪，但世界上的這些消息並沒能夠摧毀一九三五年秋天的所有美麗，街道上落滿枯黃的樹葉，宛如燈芯草的女孩們待在有爵士樂的地方一直抽煙到天明。葛爾德流連於影院、書店和櫥窗，有個下午她發現了 Andrzej Sapkowski《Time of Contempt》，他同樣是一位把身心都獻給法西斯事業的作家。有幾個夜晚，當他睡著了或是她看了會書以後，她會悄悄起身來到窗邊，把他的襯衫披在肩頭，依靠著窗台抽最後一根菸。她望著巴黎和遠方的燈光。十月那種令人窒息的天氣讓她很難入睡。她從小就這樣。恰恰在上床之前她感到最有精神。一天裡發生的事全都浮現在腦海，她拿鉛筆用孩童般的稚拙筆跡把它們記在一個學校的練習本上，寫錯單詞的話就用橡皮擦掉改過來。她需要這樣整理思緒。日子到了那一刻才算結束。當她書寫時，情緒會平息下來。她試圖理解這些情感。她需要回頭顧盼以便更好地把握方向。那是絕對屬於她的時刻，不管朋友還是情人都不能打擾。
“有些人我們只能擁抱他們，”她寫道，“只能抓或咬，這樣才能在相伴時保持思維正常。有時候我想抓住安德烈的頭髮，彷彿他遭遇海難需要抓牢我，然而經常有不一樣的夢令我害怕。是月光下的一場噩夢。在夢中我正沿著一條陌生的街道朝他走去，就在我將挨近他時，微笑著舉起手打招呼時，發生了什麼事，我不很清楚是什麼，緊急且難以解釋的事，迫使我使出全身氣力跑者跳過深處的圍牆，然後消失。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街道，圍牆，如同冰冷的天體那麼的慘白的光線...... 或許該問問雷奈醫生。愛情裡有什麼是短路的，彷彿我們不得不朗讀兩遍同樣的段落號召到句子之間的連接點。是一種狂野的感情，如同一陣打風突然闖入別人的習慣裡，弄得所有東西都在空中跳舞，像遭受狂風暴雨侵襲的屋子。所有人都想抹掉它，重新創造它，彷彿在他之前的世界不存在。“
她合上筆記本，把本子收在床頭櫃的抽屜裡。她需要從那些思路裡跳脫出來。
98
他說得在理，卡帕想。那件事確認了他首次西班牙之旅中所學到的某些東西。與西班牙人的相處之道規則清晰，不存在模稜兩可。該給男人敬煙，而把寧靜留給女人。
那片傳遞著令人窒息的孤獨感的荒野，尤其在凝滯不動的天空下當他們透過照相機的取景器觀察它時，對於一對年輕的攝影師伴侶而言，它能有何意味？或許，他們尚不了解腳踏著的疆域，但願於那裡人民的節儉樸素、率直的幽默及強烈扎根在那方土地的方式的仰慕，他們開始對這塊土地有好感。卡帕和她都想成為那風景的一部份。他們慢慢疏遠了自己的故土，如同那些流經許多國家的河流。他們想拖去各自對應的國家的衣衫連這點知西班牙對他們的首次教導。陽光和橄欖。國家不存在。唯有民眾存在。
102
城市受到威脅的感受要比她和卡帕在巴塞隆納見到的更為明顯。在馬德里不得不緊閉窗戶，而且發光廣告的亮度也降低了。警笛拉響時，供電就全被切斷。即使如此，這座城市依舊信心慢慢，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夢想。這讓她唏噓不已。馬德里人熱愛電影。他們去看《歡樂時光》，哪怕觀影之後返家途中必須從電車上下趴到地上以防子彈射穿車窗。女孩們如癡如醉地注視著炫目美式摩天大樓做背景的那對情侶。他，削瘦，身穿燕尾服；她，微笑著，眼裡蘊含著那種身世卑微的天真，夾著點懵懂，像所有女孩一樣輕信，望著他宛若帶翅膀的天使那樣在身邊轉來轉去。電影散場後，那些充滿一模一樣幻想的那還門將在瓜達拉嗎山或大學城門口開槍作戰。絕大部分票房收入用來維持野戰醫院。踢踏舞是忘卻屋外機關槍連發聲的一種方法。
134
她無休止地哼唱在西班牙學到的歌曲。馬德里你抵抗的真棒/馬德里你抵抗的真棒/馬德里你抵抗的真棒....../我的媽咪，轟炸/轟炸...... 淋浴時、做飯時、在把投頭探出窗外時她都唱；而巴黎對她而言那麼小，因為她唯一在乎的世界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側。她終於找到一塊她不想逃離的土地。他們自稱為西班牙人。
165
他想到當一個人親歷類似的情形時，不可能把感受表述出來。死亡不是最糟糕的，而是那種怪異的距離感，如同一種可修補的冷酷恆久地侵入靈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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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有些人生來就不會接受事情的原樣。他們迷失在一個永遠都無法企及他們的標準的世界中，不總是遵循道德準則，而是按照一套其實道德規範的某些規章行事；按照自己的方式直面盛會並與之搏擊的人們最懂得對付飢餓、膽怯和戰爭。
173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當我想到那麼多傑出之人在這場戰爭中喪生，我覺得不管怎樣，繼續活下去不公平。
190
作者：
西班牙內戰應該是最後一場浪漫的戰爭。自由與枷鎖之間的抉擇。並非一道艱深的方程式。這之後，自二戰的災難到後殖民時期的恐怖衝突以及冷戰，事情都要混沌許多。然而戰爭並無好壞之分。所有的戰爭，包括那些貌似正義之戰都是惡的，而民眾始終是失敗者。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建豐兩年：新中國烏有史》陳冠中
史達林答應老總統，他已決定下令解除蘇聯以及北韓、外蒙、東突厥國境內所有中國共軍的武裝，全部軍人和家眷發送到分布在西伯利亞各地的新工業城，成為共產國際老大哥蘇聯的國家主人即產業工人階級，補充當地不足的勞動力，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做出貢獻。至於中共中央十來萬知識型黨員幹部與家眷等，則遷離海參威，徙置到剛從自治共和國降格成為俄羅斯行省的克里米亞半島，參與當地的經濟發展，輸出第三世界革命，培養國際共產運動的接班人。
史達林在他的任內，曾將本來世代聚居在蘇境遠東地區的十七萬朝鮮族人，強迫集體流放到四十天旅程之外的中亞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無人區，期間飢餓疲勞死亡者不計其數。其後又把在蘇境歐洲段的克里米亞半島定居了多個世紀的韃旦族人放逐到中亞烏茲別克。現在再將十多萬華族共黨幹部發放到克里米亞之舉，只是故技重施。克里米亞雖稱半島，其實更像是被海水包圍的孤島，面積不到中國台灣島的三分之二。
老總統聞訊後大喜，由衷的欣賞史達林的統治術，逐一口答應，保證不犯周邊親蘇各國的邊境，擱置光復新疆西北三區藩部的計畫。史達林犧牲再沒有利用價值的中國共黨，保護了北韓、外蒙、東突厥三國，預留下與國民黨執政的中國重修舊好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