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時代》亞歷塞維奇

啓示錄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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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打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打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底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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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1990年代，我絕不會說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反而認為那是個讓人噁心的世道。大家的腦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有人承受不住就瘋了，精神病院人滿為患。我到那裡去探望過朋友，有人高喊：“我是史達林，我是史達林！”另一個大叫：“我是別列佐夫斯基！我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們那個病區全都是史達林和別列佐夫斯基。大街上總是發生槍擊案，殺人案數量很多。每天都有人火拼，忙著弄錢或把錢弄到手，汲汲營營，搶在其他人之前。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鋃鐺入獄，從寶座到地下。另一方面，太嗨了，一切都在你眼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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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一個鄰居，她說：“因為有了一個德國咖啡機而開心，實在不好意思，但我太幸福了！”但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還徹夜排隊購買阿赫馬托娃的詩集，現在卻為一個咖啡機而瘋狂，為了一些破東西而開心。他們與黨證分手，就好像和什麼廢棄物告別似的。雖然很難相信，但是幾天之內真的一切都變了。就像你在回憶錄中讀到的，沙皇俄國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蘇聯的共產主義也一樣，都是幾天而已。人的腦袋還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紅本黨證藏起來，用各種形式保存著。不久前，在一個朋友家裡，他們從牆壁的夾層中找出列寧半身像給我看。他們都在保留著，以為說不定突然間又可以拿出來了。共產黨一旦回來了，他們就會第一批戴上紅色領結。我的書桌上放著幾百份退黨聲明，很快就當垃圾運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爛。我保存了一兩頁紙，總有一天有人會找我，要我把它們送交博物館。

166 克林姆林宮的N

“......這裡邊有沒有故事？給您一個爆炸性的事實，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追逐腥羶，死亡也是商品，什麼東西都有市場。庸人也將樂不可支地給自己噴灑腎上腺素，帝國可不是每天都能崩塌的。人人的嘴巴中滿是污穢和鮮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國元帥以自殺結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宮的暖氣柵欄上自縊的......

連槍都沒開，算什麼政變？軍隊狼狽地逃離了莫斯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捕後，他預料到他們很快會追捕他，給他戴上手銬。在總統所有的助手和顧問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變” - 公開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觀望。官僚機構是一部有操縱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機器，哪裡有原則？官僚從來沒有信仰、沒有原則，沒有這些模糊的形而上學。重要的是坐穩位子、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以前是怎麼進貢羔羊快夠的，以後也會繼續這麼做。官僚主義是我們的坐騎。列寧說過，官僚主義比鄧尼金還可怕。官僚主義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個人忠誠，不要忘記誰是你的主人、餵你的手是誰的手。委員會的真相沒有人知道，每個人都在撒謊。如此而已...... 其實是玩了一個大把戲，它的秘密動機和所有參與者，我們全都不知道。戈巴契夫是謎一般的角色，當他從福羅斯回到莫斯科時對記者說了什麼？他說：“我永遠都不會告訴你事情的全部。”他絕不會說！也許這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以。數十萬人的示威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再也很難維持正常狀態了。阿赫羅美耶夫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只是不能接受，將會很快發生的一切 — 蘇維埃制度、偉大的工業化、偉大的勝利全都會被踩平，澆灌上混凝土。最終阿芙樂爾號並沒有開砲，冬天的狂飆沒有出現。

大家都痛罵時代，現在的時代卑鄙、下流、空虛，填滿了抹布和錄音機。偉大的國家又在哪裡？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今天沒有戰勝任何人，加加林並沒有飛上太空。

......人都喜歡聽宮廷秘史。我來告訴您另一件事吧。證人也是可操控的。他們不是機器人，電視就可以操控他們，還有報紙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誰說的是真相？所以我認為應該由專業人員 — 法官、學者、牧師等，尋找真相。其餘所有人不是陷入權力野心，就是感情用事。我讀過您的書，您不該這麼相信人類，相信人的真相...... 歷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寫，而是時間在寫。關於人的真相，就像是一個掛鉤，每個人都可以去掛自己的帽子。

235 89歲老黨員，1922年入黨

他們把我關進普通牢房，一間牢房裡關押著五十個人，每天只能放風兩次。其餘時間？該怎麼向女性細說這種事？在監獄入口有一個大桶子...... 你們去試一下，坐在那兒，當著眾人的面拉屎！吃的東西就是一盤子鯡魚，但是不給水喝。牢房裡有五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日本間諜，還有一個不識字的農村老頭 — 他是因為馬廄失火被抓起來的，還有一個大學生是因為說政治笑話。牆上掛著史達林的相片，喇叭裡播送著關於史達林的報告，合唱團在唱史達林的頌歌，藝術家朗誦史達林的誦詩。這是什麼場合？是紀念普希金去世一百週年的晚會。那個大學生被判處十年勞改，且不得與人通信。還有一個司機，他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長得像史達林，確實長得太像了。還有一個洗衣房管理員、一個剃頭匠 — 他不是黨員，還有一個打磨工人。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不過也有一個民俗學家。有天晚上他講故事給我們聽，童話故事，所有人都來聽。檢舉這位民俗學家的是他自己的母親，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在他被轉押別處之前，只有那麼一次，母親託人給他送來了一包菸。是啊，一個老社會革命黨人幸災樂禍地說：“我真開心，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居然也坐在這兒，和我一樣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個反革命！我當時以為蘇維埃政權沒有了，史達林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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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市裡有一座榮民之家，裡面都是些斷手缺腳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有軍功章。上頭允許他們住到老百姓家裡去，這是政府的決定。周圍的女人早就渴望男人的愛撫了，紛紛趕去接他們，有的推著獨輪車，甚至有的推著嬰兒車。女人都希望家裏有男人的氣味，希望院子裡的晾衣繩上掛著男人的衣衫，所以他們很快就把男人都搶回家去了。但是這些人不是玩具，也不是在拍電影。你試試和這種男人相愛一下吧。他們很凶惡，很容易受傷害，他們知道自己被出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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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走進一個正常的房子，一個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裡悠遊自在，我就會想：“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湯匙、叉子和杯子......“我總是被最簡單的事情難住，很簡單的東西。例如，為什麼要有兩雙鞋子？我對於那些東西都無動於衷，對日常生活沒有要求。媳婦昨天打電話過來：“我在找一個棕色的瓦斯爐。”廚房裝修後，她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換成棕色的，傢俱、窗簾、餐具，一切都按外國雜誌上的擺設；還要在電話機上掛個鐘錶。她按照廣告和報紙裝修公寓，一切都是在《買賣》雜誌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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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赫魯雪夫時代，他想離開這裏，但上級不允許。所有人都簽字保證過不會洩漏國家秘密，不管是坐牢的還是抓人的，或者是看守的。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他還聽說，就連押送囚車的人也不能夠放回去。表面看起來，他們在這裏可以免遭戰爭之災，但實際上，如果是去打仗，他們還可以重返家園，但在這裏卻永遠不能回去了。進入了禁區，進入了系統，就把他們吸進了無法回頭的地方。服刑和服役期滿後，只有黑幫和罪犯才離得開這些倒霉的地方。留下來的人，走不了的人，後來就都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同一棟房子或同一個院子裡。“唉，我們的生活，就是活受罪啊！”他重複說。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件事，坐牢的人如何密謀要勒死一個從前的守衛，因為那傢伙就是個禽獸。他們假裝喝醉酒打架，把對方按到了牆邊。他父親一直喝悶酒，喝醉了就哭：“他媽的！一輩子都把舌頭夾上了。我們全都是最小的沙子而已。”深夜，草原上，我們兩個人一起出去 — 一個是受害者的女兒，和誰的兒子呢？該怎麼稱呼這種人？稱他劊子手？充其量不過是個小劊子手。但是，沒有小劊子手就沒有大劊子手。他們是需要大量做髒活的人。反正，我們在這裏相遇了。我們都談些什麼？說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父母親的事，他們一直到死都緘口不言，帶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但是顯然的，我抓住這個傢伙，強烈地激起了他的趕上。他告訴我，他父親從來沒有吃過魚，因為據他說，這海裡的魚是吃人肉長大的。把一個人赤條條地拋進海裡，幾個月之後就只剩下骨頭了，白白的骨頭。他從哪裏知道這個的？他父親清醒時沈默不語，喝醉的時候就痛罵，說自己做的是文管職務，說自己的雙手是乾淨的。他的兒子也很想相信這一點。那為什麼不敢吃魚？魚令他作嘔。父親去世後，他找到了證明父親在鄂霍次克海邊服役過幾年的檔案，那裡也有勞改營。他喝醉了。全都說出來了...... 他直愣愣地盯著我看，好像神志又清醒了。清醒且害怕，我明白他是害怕了。他突然又惡狠狠地喊了一聲。在這個人的靈魂中，深埋著太多的受害者。夠了！我明白了，他們有家人，他們有孩子。雖然家人和子女並沒有簽過保密文件，但他們自己很明白，仍舊必須管住自己的舌頭。臨別時，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沒有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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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兒子讀索忍尼辛，他一直在笑。...對他來說，一個人被指控為三個情報機構的間諜，就已經是夠荒謬的玩笑了....  他永遠不會理解我和我的母親，因為他一天也沒有在蘇聯生活過。我、我的兒子、我的母親，我們是生活在不同的國家，雖然都是俄羅斯，雖然是一家人，但我們彼此之間是一種畸形的關係。畸形得可怕！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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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上一輩，我的母親，他們很想聽到的是，自己經歷了一種偉大、不平凡的生活，他們深信自己的信仰有價值。但他們真正聽到的又是什麼？四面八方都在說。他們的生活都是屁，除了導彈和坦克，他們一無所有。他們時刻準備回擊任何敵人，如果能夠擊退的話！但是，一切還不需要戰爭就全都崩潰了。沒有人能明白這是為什麼。人需要思想，但是卻沒有學會思考。大家只記得恐懼和談論恐懼。......從計程車司機到辦公室職員，從國家級演員到學者，如今所有人都陷入一種物理性的孤獨感當中。生活完全改變了。現在的世界按照另一種方式被劃分：不是白軍和紅軍，也不是誰坐牢誰看押，誰讀索忍尼辛誰不讀，而是誰買得起誰買不起。您不喜歡嗎？不喜歡...... 這是很明顯的事，我也不喜歡。您，甚至還有我，我們曾經都是浪漫主義者，或說天真的六零年代菁英？一群真誠的人。我們相信，我們的共產主義失敗了，俄羅斯人現在急切的要學習自由，學會生活。...... 而不都是滿眼都是戰火、燃燒，不想總是舉著火把與斧頭奔跑。不，我們就是想要簡單的生活，想和其他人一樣，但是法國和摩納哥那種生活，是我們無法企及的！給你土地，但是可能收回；允許做買賣，但可能因此入獄。工廠會被沒收，商店會被迫關門，這種恐懼還是時不時刺激著小腦，糾纏著我們。要知道，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的歷史啊？必須要賺錢，還要快點賺到錢。沒有人會去想什麼大事業或宏偉的計畫，人們實在是厭倦了這些偉大志業！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普通的平凡人。

空虛的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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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一個反動者的家庭，在反動者的廚房裡聽大人說話。我的父母和薩哈羅夫很熟，傳播地下出版物。我和他們一起度過格羅斯曼、金茲堡、多甫拉托夫，聽“自由歐洲電台”。所以，當1991年到來時，我當然站在白宮前的人鏈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了不再回到共產主義。我的朋友裡沒有共產黨員，我們都把蘇聯的共產主義看成是恐怖主義，等同於勞改營和囚籠。我們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死了，永遠死了。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走近兒子的房間，看見他桌上放著馬克思的《資本論》，書架上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馬克思主義回來了？這是惡夢嗎？到底是夢境，還是現實？兒子在上大學，他有很多朋友。從他們在廚房喝茶時的談話中，我聽到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又合法了，又流行起來了。孩子穿著印有切格瓦拉和列寧畫像的T恤。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都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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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生活就應該是不幸的、貧寒的，那樣靈魂才能高尚。它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屬於這個世界，越是骯髒和血腥，靈魂越能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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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弄明白一些東西，痛苦是難免的。如果沒有痛苦，你又如何能理解？理解必然是伴隨著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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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法官問：“為什麼你們要離婚？”“因為對生活的看法不同。”“丈夫酗酒？打人？”“既不喝酒也不打人。總之，我丈夫是個非常出色的人。”“那您為什麼要離婚？”“不愛了。”“這不是正當理由。”法院給我們一年的時間再仔細想明白。

男人都嘲笑我。有人建議喔把她趕出家門，送進瘋人院。她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啊？每個人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惆悵，就像瘟疫一樣，會襲擊所有人。你坐在火車上，遙望著窗外，卻無法排解苦悶。周圍不乏美麗的人事物，卻不能吸引你的目光，淚水難以抑制，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使得，這就是俄羅斯式的惆悵與苦悶。就算是擁有了一切，還是會覺得缺了什麼。然後就這麼活著，試著忍受一切。她說：“尤拉，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雖然在監獄裡，但我需要他，我愛他。要是你不放我走，我就會死。我會按規矩做好一切，但我會死的。”命運，它就是這麼個東西。

570 10月29日白俄羅斯選舉後示威/鎮壓

“只要恢復集中營，就不愁找不到警衛，因為這種人遍地都是！我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人，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說話一激動就會噴口水。他們全都像夢遊一樣，恍恍惚惚的，忽左忽右地打人出氣。有個男人倒下了，他們就用盾牌壓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們都跟巨人一樣高大，每個人都有八十到一百公斤重，養得又肥又壯。鎮暴警察和特種部隊都是這種大塊頭，就像伊凡四世的禁衛軍。老實說，我不願意去想，他們這樣做都是自願的，我盡全力不讓我往這方面去想。這只是工作，他們也要吃飯，這些小夥子。他們大都只有高中學歷，但收入卻遠遠超過大學教授。以後還會一直這樣下去，這是一定的。萬一日後追究起來，他們都會說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什麼都不知道，完全是無辜的。他們今天就已找到了一千個藉口：誰來養活我的家人？或是我就職時宣示過的，或是我身不由己等等。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都做得一點也不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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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買了回家的車票。在城裏讀書時，我很想念我的村子。或許應該說，我想念的是童年時的那個村子。當時爸爸總是帶著我去取蜂蜜，他會先用煙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們。小時候我很好笑，以為蜜蜂也是一種鳥。現在我還喜不喜歡我們的小村子呢？年復一年，村子裡的人照樣過他們的生活：跪在地上用鐵鏟挖菜園裡的馬鈴薯、喝自家私釀的酒。他們每天喝酒，一到晚上連半個清醒的人都找不到。他們投票支持盧卡申科，為蘇聯解體而惋惜，為戰無不勝的蘇聯軍隊惋惜。在公車上，有個鄰居坐在我旁邊，他醉醺醺地大談政治：“我真想痛打那些腦殘的民主份子，或許他們收到了什麼好處？說實話！真該把這些人都槍斃了。美國必須為這一切負責，尤其是希拉蕊克林頓...... 但我們是堅強的民族，我們禁受得起改革的苦難，我們也一定能挺過革命的戰亂。我從一個聰明人那裏聽說，這場革命是猶太人策動的。”公車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會比現在更糟糕的了。打開電視，全世界都在轟炸，沒半刻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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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塞維奇：這一切都是因為恐懼而起。面對這個嶄新的現實世界，我們還沒做好準備，所以才會覺得惶恐無助，因而產生了恐懼。就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我們覺得最好的防禦之道：以曾經的神話來拼湊我們的世界拼圖，而不是過去曾發生的事件。因為在大歷史的脈絡下，我們個人的小歷史是可以被拋棄去除的。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可以輕易地融入這個世界，集體意識曾這麼期盼過：我們也會有這樣的櫥窗、這樣的商店。民眾以為，只要努力追趕，便能達到世界菁英領袖的水準。但後來才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這麼容易，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項大工程，需要的是大量的自有人類，這是我們所沒有的；同時也需要自由思維，這同樣也是我們一向欠缺的。原來我們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遠離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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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義的責任也是需要探討的課題。我相信，該除去的不是人，而是應該和思想主義一搏。我在歐洲住了很久，那裡的作家、戲劇工作者和藝術家都不會把自己關進象牙塔裡，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揮灑表現。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大小事，他們的討論從來不曾間斷。尤其是德國，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過與我們更接近的經驗。德國人很清楚，人類的天性是需要畏懼的，不論多麼兇殘的野獸都可以制伏，但人類的心魔卻比野獸還要可怕，還要難以馴服。而與這些人形魔獸的戰鬥，不只是文學的社會責任，也不只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以前我比較關注的是集體思想，和不受人類控制的強大力量，比如戰爭和車諾比事件。而現在我最關心的，反而是個人靈魂在不同境遇下會有什麼反應。我認為世界將會朝這個方向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