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be Alone》Jonathan Franzen

父親的腦

大衛申克認為，阿茲海默症最重要的“意義之窗”在於它減緩了死亡的速度。申克將阿茲海默比作稜鏡，將死亡射入各部件原本緊密結合的光譜 － 自主權之死、記憶之死、自覺之死、性格之死、肉體之死；他同意最常用來描述阿茲海默症的比喻：它的悲傷與戰慄，源於受害者的“自我”早在肉體死亡前就已凋敝。

信件裡迷途

這天算是輕鬆的送信日，在一個勞動階級地區，強森除了一些醫院帳單何沃爾格林量販店的傳單，沒什麼要塞進投信口和信箱。他的工作就是跑腿和專注。如果放任心神渙散 － 搞不清楚街尾那戶人家今天早上會不會把那隻瘋狗關起來，他就會忘記投遞雜誌或型錄（在分類架上與信件分開放），而得走回頭路。我們步行穿過早上長長的光影，穿過尖峰時間過後空空蕩蕩的住宅區，他的襯衫顏色因汗溼而變深。在家養病的孩子和在家工作的作家了解這種空蕩。它會帶來與世隔絕的疏離感，對我來說，這種感覺向來會隨郵差接近又遠去的腳步聲而加劇。要當郵差，就得一連好幾個小時處在這種空蕩裡，得一一打攪五百座被遺棄的草坪，一座接一座。我請強森告訴我在他九年送信生涯裡碰過最有趣的一件事。他想了一會兒，說沒碰過什麼有趣的事。

撿破爛

節儉，無論字面上或比喻，都是轉盤式電話還在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按鍵式電話令我反感。我不喜歡它了無生氣的鈴聲、它形象鮮明的特徵、它老氣的設計，還有稱霸後志得意滿的樣子。

困難先生

當時，在山坡上的我並未意識到要抓住維亞特的故事和我所處情況的相似處：我們都在下曼哈頓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作品都賣不了錢，都對藝術產生極度認真的懷疑，都迫切需要苦修，父親都瘋了。當時我只是很高興找到一本難讀的好書來讀，也意外自己能夠駕馭。跟速維亞特的朝聖成了我自己的朝聖之行。那十天的閣樓雖然常有鴿子咯咯地叫，卻是我待過最安靜的地方。深刻的、形而上的安靜。抵達《承認》的最後一頁時，我覺得已經做足準備面對正在外面陽光普照世界裡等著我的離婚、死亡和混亂。我有聖潔的感覺，彷彿已經跑了三哩、喝了蔬菜湯、看了牙醫、報了稅，還上了教堂。

聖路易見

葛瑞格皺眉：“更具體地描述這一帶。”
“喔，很明顯，這一帶是城市的郊區。”
“說說住在這裡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我對目前住在這裡的人的感覺是，他們不是以前住在這裡的人，正因如此，我恨他們。我的感覺是，如果我得回來住這條我曾經住得這麼快樂得街道，我會暴怒而亡。我的感覺是，這條街道、我對它的回憶，是屬於我的 － 但顯然這兩者我都沒有專利權，就連這次以我的名義拍攝的鏡頭也不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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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我沒有表現出感情。

“你抬頭望著樹，”葛瑞格這麼指導：“回想你的父親。”

我父親死了，而我，感覺也和死無異。我想起來，但又叫自己忘記母親也有一些骨灰灑在這裡。當克里斯推進和搖動鏡頭時，我主要的動作是將橡樹枝的結構印在視網膜上，試著回想樹在我們種下時的尺寸，試著推算它的年生長率；但一部分的我也在注視我。一部分的我在想像這場景將如何在電視上呈現 － 宛如極感傷的音樂。表現情感是我身為作家的份內之事，而這棵樹就是我的素材，但現在我卻成為毀滅它的幫兇。我知道我在毀滅它是因為葛瑞格對我蹙眉的樣子，就像我蹙眉看著一枝難寫的原子筆。肚子和背部奇癢無比反倒成了慰藉，讓我不用專心面對無法適切地面對父親和他的樹的羞愧。我恨不得沒跟葛瑞格提到這棵樹！但我怎麼可以什麼都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