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Q84之後》村上春樹長訪談

1Q84

《郵差》的導演 Michael Radford ，也拍了約翰赫特主演的電影版《1984》。他來日本的時候，我們兩人在青山的壽司店用餐，我說我想寫一本名叫《1985》的小說，他說：“Haruki，這有點不妙。因為 Anthony Burgess，已經寫了。” 我對 Burgess 不太有興趣所以完全忘了，不過他確實寫了《1985》這本小說。

近過去的故事

所謂近未來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大多很無聊。歐威爾的《1984》這本小說，雖然在新聞性意義上很有趣，不過如果純粹以小說來讀的話可能就相當無聊了。至少對我來說很無聊。關於近未來若想描寫些什麼時，很多情況下，故事在結構上往往容易變得平庸。電影也一樣，例如 Blade Runner 是這樣，Terminator 也是這樣，以作品來說很有趣，但氣氛上大同小異。陰暗、下雨、人們不幸，世界面臨嚴重問題...... 或許因為這樣，我個人對近未來的東西幾乎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說起來是近過去。

所謂近未來，是未來可能會變成這樣的想像吧。所謂近過去，是現在雖然是這樣，但說不定過去已經變成那樣了，是一種追溯既往的假定，因此帶來現在事實的改造替換。我覺得這個要有趣多了。我從以前就有這種被“近過去”所吸引的傾向。

換句話說，《1Q84》以一句話說是近過去小說，對我來說，也就是在改寫過去。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想試著把我自己活過來的時代的精神性之類的東西，做個不同形式的替換，試著加以檢驗。因為我不是評論家而是小說家，因此只能採取這種替換成虛構事物的方法，才能有效檢驗事情。

從戰爭回來的父親們結婚了，戰後立刻生下我們這個世代。和平的時代好不容易來臨，大家雖然貧窮，但都拼命工作，經過昭和三十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生活水準逐漸提高，那是個從今以後一切似乎都會改善的時代。那當然是個有趣的時代。充滿蓬勃朝氣，至少不無聊。有新幹線的開通，有東京奧運的開幕，有阿波羅登陸月球。而且六零年代不管什麼都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因為甘迺迪總統的政權產生了，有公民權運動，有反越戰運動，有披頭四、鮑伯迪倫的音樂，有六八、六九年炙熱的學生運動，有新浪潮電影，有約翰柯川的爵士樂，有迷幻藥、有嬉皮文化之類的撼動全世界。

重要的是，那時候二十歲代的青少年基本上相信未來這件事。當時的我們認為那時的大人既愚蠢又貪婪，社會意識低，什麼都不思考，才做了許多愚蠢的事情，不過等我們這些理想主義者、擁有先進意志的世代長大成人之後，世界一定會變好。現在想起來是相當脫離現實的事情，但當時的年輕人大概都相信這個。

說什麼 “Don't trust over thirty." 即使被取消說大家有一天不也都會變成三十歲代嗎？但還是確信我們將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三十歲代。就算學生運動被壓制下來，還是相信我們成為上班族後，公司本身會改變，很多人把頭髮剪短進了公司。至少我周圍有不少這種人。但如果要問那麼社會因此而改變了嗎？答案卻是絲毫沒有改變。結果只是搭上往右上方成長的曲線，埋頭認真工作，製造出泡沫經濟而已。

就這樣在持續轉換目的之間，理所當然地，什麼理想主義轉眼之間就都瓦解了。泡沫終於破滅，日本或多或少像被奪走船舵的船那樣。我有種我們這個世代是否沒有負起責任的想法，我雖然不太知道所謂世代的責任具體來說是什麼樣的東西，不過還是有這種感覺。

三島由紀夫

因為也有時代性這東西，現在說什麼來批判可能並不何時，不過那樣高度的自我，我並不感興趣。

三島的作品我幾乎沒有讀，所以並不清楚正確是怎麼樣，不過我想最大的差別，可能是我並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雖然是創作者，是在創作意義上的創作家，但我認為不是藝術家。至於藝術家和創作家有什麼不同？藝術家是認為自己活在這個地面上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人。我不覺得自己是這種人。

平常吃飯、搭地下鐵、去逛中古唱片行，過著這種普通生活時，村上春樹這個人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人。只是個到處都有的人。但只有在面對書桌寫東西時，我才會變成一個能踏進特殊場所的人。那可能是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具備的能力，不過我想我碰巧擁有能追究得更深的能力。生活在地面上時雖然很普通，但往地下挖掘下去的能力，和在那裡能發現什麼，能迅速掌握並轉換成文章的能力，或許比普通人多一點。是一個特殊技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