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歲之前，每當我飄浮在美好的半夢半醒狀態中，我便想像自己殺人， 來使自己快樂。我要向我的親人 － 有些人確實很親，比如我哥哥 － 還有許多政治人物、文藝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虛構的人物表示歉意，他們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單中。我常犯的罪還有一個：我會對一隻貓極其寵愛，卻又在絕望之時狠狠揍牠，大笑一陣擺脫絕望後，我又為此羞愧不已，便賜予這隻可憐的貓更多愛。二十五年後的某天下午，當時正在服兵役的我看著一整連的人吃過午飯後待在福利社裡閒聊或抽煙，審視這七百五十位幾乎一模一樣的軍人，然後想像他們身首分離；就在我隔著福利社充滿藍色薄霧的菸氣，凝視他們血淋淋的食道時，一位軍中同袍開口說：別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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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580年，蒙田即認為他所謂“憂鬱”的情緒毫無光榮可言。（儘管知道自己是憂鬱患者，他仍用這個詞；多年後，同樣被診斷有憂鬱症的福婁拜亦這麼做。）蒙田認為“憂鬱”是獨立自主的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敵人。按照他的觀點，“憂鬱”不配跟智慧、美德、道德等高尚品德並列在一起，他亦贊成義大利人把“憂鬱”跟萬惡之源的各種瘋狂和傷害聯繫在一起。
蒙田本身的憂愁如服喪般孤單，咬噬著這個與書獨處的男人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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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學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癡；第二件則是有些人比白癡更糟。我年紀太小，未能理解有教養的人應當對這種根本差距視而不見，同樣的禮數亦適用於宗教、種族、性別、階級、經濟和（近來的）文化差異可能引發的懸殊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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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若干方法，不讓這些小災難擾亂我的心緒。我為自己建立嚴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紋、絕不一路關上某幾扇門），或迅速從事一場毛線（跟另一個奧罕見面、逃往我的第二個世界、畫畫、跟哥哥尋釁大家而落入自己的災難）。或者數著博斯普魯斯的過往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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