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全歐洲理想主義者跑到西班牙幫忙去打了場最後以獨裁佛朗哥作為結束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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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最可怕的一點在於,所有的戰爭宣傳,所有的口號、謊言和仇恨總是來自那些沒有參加戰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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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出於偶然,我恰好來到了西班牙,這個西歐唯一一個政治意識和對資本主義的懷疑都較其他地區更強烈的地方。在阿拉貢前線的成千上萬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工人階級,大家生活水平相當,因為信奉平等而走到一起。從理論上來說,每個人都絕對平等,現實中也差不多如此。我覺得大家在這裡預先感受到了社會主義氛圍,我的意思是,這裡的主導氣氛是社會主義的。許多文明社會裡再平常不過的行為,如勢利、斂財、畏懼上司,在這兒都不復存在,一般的社會等級差別基本消失,這在充滿銅臭味的英國是不可想像的。這裡除了農民和我們民兵,沒有其他社會等級的人,也沒有任何人會被他人主宰。顯然這樣的社會狀態不會持久。在這個世界正在進行的這場宏大的遊戲裡,這種情形不過是暫時和局部的。但對於每個經歷過的人來說,它持續的時間足以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記。當時我們當時如何咒罵,事後都明白自己與某種奇特而有價值的東西聯繫在一起。在這個大集體裡,希望永遠多於冷漠和憤世。在大多數國家,“同志”這個詞更多的只是欺騙,而在這裡卻代表著真摯的友誼。這兒的每個人都能呼吸到平等的空氣。我很清楚現在流行的看法,大家都不承認社會主義和平等有任何關係。各個國家裡都有大批的政客和圓滑的教授在忙著“證明”社會主義不過是有計畫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掠奪的本質並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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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巴塞羅那時,以為這是一座沒有等級差別,沒有太大貧富差距的城市。當時的巴塞隆納那也正是那樣。時髦的衣服難得一見,沒有人阿諛奉承或收取小費,服務員、賣花女和擦鞋童都會直視你並稱呼你為“同志”。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其中混雜著人們的希望與偽裝。工人階級信仰的這場革命雖拉開了序幕,卻好不穩固,資產階級被震攝住了,便暫時偽裝成工人。在革命初期,成千上萬人為了活命刻意穿上工作服,高喊著革命口號。而現在,一切都回到了從前。豪華餐廳和旅館裡聚集著有錢人,他們正在大快朵頤。而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物價飛漲的同時工資卻沒有相應上漲。除此之外,各種物資也時常短缺,而這對窮人的影響當然比對富人的影響大得多。餐館和旅館貨源充足,而在工人聚居區,等待買麵包、橄欖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人排成幾百碼的長隊。我早前在巴塞隆納那時,曾為那裡沒有乞丐而驚訝,而如今乞丐隨處可見。在藍布拉斯大街北邊的熟食店外,每當有人賣完東西出來,一堆光腳的孩子就會蜂擁而上,喊著要一點點吃的。革命式的話語早已被忘得一乾二淨。陌生人不會再彼此稱呼“你”或者“同志”,而是變回了“先生”及“您”。“日安”再次替代了“祝你身體健康”。服務員又重新穿上槳洗的襯衫,商場導購員又換上了那副奉承的嘴臉。我和妻子走進藍布拉斯大街上的一家襪子點買襪子,店員哈著腰不停地搓手,那副模樣只在二三十年前的英格蘭才能見到。付小費的習慣又暗地裏恢復了。工人巡邏隊已經被強令解散,戰前的警隊重新開始在街上巡邏,其結果就是先前被工人巡邏隊勒令關閉的卡巴萊歌舞表演廳以及高級妓院又開始重新營業。菸草短缺雖然無關大局,卻明顯體現除所有事情都在朝著有利於富人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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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西班牙人認定了要幹什麼事,他們身上就會併發出無限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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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參與到類似事件裡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創造歷史,按理說你應該覺得自己是個歷史人物。然而你不會有這種感受,因為此時具體的生理需求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事情。整個衝突中,我從來沒有“分析”過幾百英里外的記者們胡亂編造出來的局勢。我迫切關心的不是這個兩敗俱傷的殘局裡的是與非,而是一直待在樓頂上有多麼的難受和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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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起到達巴塞隆納的第一天遇見的那個報社記者,他對我說:“這場戰爭和其他任何戰爭一樣,只是一場鬧劇。” 這句話深深地震撼了我。當時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即使是現在我也不完全相信這是真的,但它正在變得真實。事實是,任何一場戰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戰鬥的持續,其理想主義的一面都會逐漸喪失,因為諸如個人自由和客觀報導之類的事與軍事效益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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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醫院的伙食都很好 - 太好了,真的。而且,相比於其他地方,在西班牙,人們似乎更喜歡給病人填塞油膩食物。萊里達的伙食當真叫人咋舌。早餐大約六點供應,包括湯、煎蛋、燉菜、麵包、白葡萄酒和咖啡,而午餐更豐富 - 此時大部分平民還在忍受飢餓。西班牙人似乎沒有清淡飲食的概念。他們給病人和健康者提供同樣的食物 — 永遠那麼豐盛、油膩,每一樣食物都被橄欖油浸透了。
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致敬 加泰羅尼亞》George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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