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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起地震的那次經驗,有兩、三年的時間,她什麼事都沒做,光是抱怨這城市惡化得有多嚴重。她說從那時之後,她就讓自己牢牢記住,我們是由很多東西密集組合而成的群體,我們身上有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生物學、宗教、靈魂、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資本、工作、利潤、政治、許多協調的語句、許多不協調的語句、內在的混亂與外在的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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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我出身的城市,但我一方面讓自己連根拔起,另一方面卻又盡責地為她辯護。我深刻感受到愛遲早會結束的苦惱,也確信我們都是透過這個苦惱來觀看整個西方世界。那不勒斯是個偉大的歐洲大城,對於科技、對於科學、對於經濟發展、對於良善天性、對於有必要追求進步的歷史、對於民主,都具有無比的信念,但最後都證明完全沒有根據。出生在這個城市 - 我有一次甚至動筆寫過,陳述的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莉拉的樂觀 - 只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近乎本能的知道,每一個人在今天都開始說:幻想著追求無止境的進步,事實上是充滿殘暴與死亡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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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是躲在杜加尼拉的舊墓園,她挑了一個小孩的墳墓萊斯年沒有墳墓的蒂娜,然後沿著樹蔭掩映的小徑走,走在植物和舊墓竃之間,停在褪色得最嚴重的照片前面。死者 - 卡門告訴我 - 是很確切的,有墓碑,有出生跟死亡的日期,而她女兒沒有,她女兒永遠都只有出生日期,這很可怕,這可憐的孩子永遠沒有結論,沒有一個固定不動的地點可以讓她母親坐下來,平靜以待。
2020年4月16日 星期四
《消失的孩子 那不勒斯故事4》Elena Ferr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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