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裡的媽媽》楊渡

三合院

從1944年到1954年，這將近十年的光陰，恰恰是我父親成長最關鍵的時代。

而這個世代所面對的世界，竟是這樣：教育停頓（沒有教師，因為從小學到大學，整個語言要轉換，缺乏可以讀寫溝通的漢語老師）；語言轉換（棄日語重新學漢語）；政權輪替（從接受官員、公務員到地方的警察，全面轉變）；經濟大蕭條（日據時期，工業為日人壟斷，只有少數農商業台灣人可以參與，此時幾乎全面停止運轉）；社會大混亂（接收的衝突、法律的崩解、法治的失序、財產的侵占、民間的憤怒與衝突等等）文化與生活習慣的衝突（日本文化對大陸文化、海洋文明對大陸文明、守法習慣與戰亂失序等）......。

總之，這是一場政權轉換的變局，也是文明的衝突。兩個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明，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通知“現代化殖民地的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通知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落後的一方，用野蠻、粗暴、強佔的方式，來接收已經有初步現代化、法治化的社會；而台灣民間本來還懷抱著高度的期待，等候“溫暖的祖國懷抱”，但卻換來冷酷的接收劫奪，其衝突便在所難免。

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娶日本妻子，是知日派官僚，日本語講得非常好，可以溝通無礙，他也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這恐怕不是個人理想與能力的問題，而是百年來，中國的腐敗落後，戰亂頻仍，使它只能有這樣水平的官員。國民政府接收過程的腐敗貪污，侵占搶奪，民怨高漲，從東北到台灣，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這是關鍵。

生活在這歷史夾縫中的人民，尤其從十幾歲的少年成長到二十幾歲的階段，既要面對政權的轉換，語言的重來，文化的衝突，更缺乏教育、經濟、工作的機會，生命的奮鬥與掙扎，實在難以想像。

我父親的這一代人，整整一代的台灣人，就在這亂世中，奮鬥浮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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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感到慶幸的，是國民政府為了避免大陸土地革命的歷史重演，進行土地改革。1949年起，從“375減租”到“耕者有其田”，逐步實施。我們這個當了幾代佃農的家族，終於有了自己的土地。

土地改革可以成功，國民政府可以和平、無暴力流血的完成改革，卻和1950年代開始的“白色恐怖”有關。

1974年發生的228事件，是一場從南到北的巨大武力鎮壓，一時之間，台灣民間退縮而噤聲。但實際上，反抗並未結束，所有的不滿與憤怒，轉化為地下的反抗。民間各種讀書會、反抗團體悄悄成立，南北串聯。國民政府知道自己犯了錯，派了較有文化水平的青年軍來取代原來的鎮壓不對，以緩和矛盾，但未能改變大陸內戰國民政府節節敗退的現實。

1949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敗退台灣，風雨飄搖中，從“46事件”開始，逮捕有反抗色彩的學生與讀書會成員，再加以擴大，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為原則，進行大量逮捕。起初因逮捕人數太多，來不及公開審理，只是關押，等待法院來審理。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蔣介石認為大局初定，監獄內即開始了大量的槍決。而社會上的逮捕與株連，就更為嚴重了。大量學生、醫生、文化人、知識份子遭到逮捕入獄。而日據時期有能力讀書上學的知識份子，大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從1950年開始此種白色恐怖的“清鄉”，到1954年才宣告結束。據政治犯陳明忠的估計，至少死亡三萬多人，其人數遠遠高於二二八的鎮壓。

只是由於當時參與反抗的人，多是曾對228事件表示不滿的年輕人、知識份子居多，而“白色恐怖”（這是1980年代才出現，以詮釋當年事件的名詞）一詞未出現，所以人們仍以“228事件受難者”，來稱呼這幾萬個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人。

在大陸一直無法實施土地改革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可以和平順利完成土改，固然因為其與台灣地主並無太多遠遠，利益掛鉤較少有關，但當時正是白色恐怖“清鄉運動”大盛之時，許多地主家族不免有青年子弟被牽連，財產被沒收，即使無事的，看到同一個村子的青年受難，連反抗都不敢了。

一方面是反共清鄉的大逮捕，鎮壓有反抗傾向的人和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來瓦解農村革命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配合韓戰爆發，美軍西方台灣，整個局勢終於穩定下來。

在父親的記憶中，馬場、戰爭、空襲、飛機、神風特工隊、軍歌和貧困的農村歲月，以及228所帶來的政治陰影，交疊成一種難以言說的青少年時代情感。中年時，他偶爾喝醉酒，還會唱起少年時的台灣民謠《雨夜花》和日本民歌，彷彿自己是一個騎馬的少年將軍。男性的壯志與寂寞，夢想與挫折，想像與現實，難以分辨。

日本文化在他們身上留下古老的印記。父親和姑姑之間，總是以日語名字相稱。有時他們一起唱歌，會傳出童年的日語歌謠。

父親身上另有一種氣魄，那種可以極其絕決的進行決戰，至死防鏽，可以浪跡天涯，直到世界盡頭的那種氣魄，我曾認為是日本教育的遺留；但瞭解更多台灣史以後，我反而認為那是台灣人的基因中，留著彷彿尤里西斯的漂泊之血。

告別的年代

那一天的採訪，對我是很大的震撼。那一間密室，那一個充滿武財神像與關公雕像的地方，彷彿是一個人心靈最後隱藏的角落。即使他在現代性的資本市場殺伐，即使他和國際炒家在廝殺，但最後讓他得到信心的，不是資本，而是古老的神。

一種現代性金融資本的流動，一個國際性的資本戰爭，反而要靠著古老的神明來做最後的心靈倚靠，這是什麼道理？美國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我們殷商時期的武財神能預測、抵擋嗎？拿著長編的武財神，和現代武器的華爾街，要怎麼比拼？

我有一種荒謬感。但不知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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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再也無法挨忍的痛哭失聲了。

從未有過如此脆弱的感覺，像一個風中的稚子，在死亡的巨大空茫中，赤足走在墓地的中間，四周是荒蔓與野草，烏雲壓在眉毛上，風中的稚子沒有奔跑，因為他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他也沒有呼喊，因為不會有聲音。他只能俯首，在無垠的、無限的死亡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