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自述 The Memory Chalet》Tony Judt

Tony Judt (1948 - 2010) 生於英國，在劍橋與巴黎高等師範受教育。父親生在比利時，母親是波蘭/立陶宛的猶太人後代。

小時候時常獨自坐穿越倫敦兩頭的綠色巴士和無目的的坐火車。那會讓他從 Being 變成 Becoming。

Kibbutz 經驗：

國王學院：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曾在某個時候帶一個女孩回來過夜......學院院長跟導師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身為放蕩不羈的文藝中產人士 - 即使不是表現在生活風格上，至少外觀看來如此 - 對這些本來有賴他們貫徹的校規遭到違犯，他們也善意地一笑置之：他們清楚這個學院細心維護著一個激進異議的自我形象，也有一個性踰越的悠久傳統（儘管至今都是同性戀的案例）。

1970 法國高等師範學院的毛派，深知如果自己像自己聲稱的文化大革命那樣打破一切，受傷最重的自然是身為菁英的自己。1968時法國人空談，德國人忙著真正的性解放，是真的把衣服脫掉就脫掉一切，英國說多於做，然而他們看不見就在一旁受苦革命的布拉格和華沙，只討論遙遠的中國和墨西哥。
 

在藝術中，真誠的道德情感表現在一種對形式的精簡運用以及一種節制的美學上......我們今天用如此龐大的資源來創造娛樂，只是為了讓我們不要注意到這些產品多麽貧乏。政治也沒有兩樣：無止無盡的口水以及誇大浮華的修辭，只是為了掩飾引人呵欠的空洞。

刻苦的反面並不是繁榮，而是浮華與享樂。我們用無止無盡的商業貿易取代了公共的目標，也不期待我們的領導人懷有更高的抱負。在邱吉爾說過“我所能奉獻給各位對的，唯有鮮血、辛勞、眼淚與汗水”之後六十年，我們的這位戰爭總統，儘管修辭中充滿浮誇的道德姿態，在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之後，所能想到的不過是要求我們繼續消費購物。這個內容貧乏的社會觀 - 一種建立在消費之上的“休戚與共” - 就是那些通知我們的人覺得我們值得享有的一切。如果我們想要有更好的統治者，就必須學習對他們做更多要求，而更少為我們自己要求什麼，一點點刻苦或許是應該的。

我喜歡邊緣地帶。在那裡，國家、社群、效忠、親緣、以及根源等等都尷尬地互相碰撞起來 - 在那裡，世界主義不再是一種身分認同，而是正常的生活環境。這樣的地方一度是大量存在的。直到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很久，仍有許多城市是由多元社群與語言構成的 - 這些社群常常相互對立，偶爾發生衝撞，但是多少可以和平共存。塞拉耶佛是一個這樣的地方，亞力山卓也是一個，（摩洛哥）Tangier、（希臘）薩洛尼卡、（烏克蘭）敖德薩、貝魯特以及伊斯坦堡也全算得上；還有一些較小的城市如（烏克蘭）切爾諾夫策與烏日霍羅德也是。拿美國人固守傳統的標準來看，紐約跟這些已經消失的世界主義城市在許多面向頗為類似：這就是我會住在這裡的原因。

有別於已故的 Edward Said，我認為自己能了解那些懂得什麼才叫做愛國的人，甚至對他們有同理心。我不認為那種情感是不可理解的；我不過是心裡沒有那種情感而已。然而多年以來，這類狂熱的、無條件的忠誠情感 - 不管是對一個國家、一個神明、一個理念或一個人物 - 已經讓我感到十分恐懼。文明只是一層薄薄的表皮，要靠我們對普遍人性的信仰來支撐 - 然而這個信仰很可能是幻覺。然而，不管是不是幻覺，我們最好能緊緊抱住。因為毫無疑問地，一旦到了戰爭或國內動盪的時期，首先消失的就是這個信仰，連同它給人類惡行施加的鎖鏈。

我猜想，我們正跨入一個充滿麻煩的時代。問題不只在於恐怖份子、銀行家以及氣候變遷等問題將大規模破壞我們的安全感與安定生活。全球化本身 - 許多以為天下太平的空想家所謂“平坦”的地球 - 也將成為數十億人擔憂與不確定感的來源，並促使他們向政治領袖尋求保護。“身分”將變得刻薄與吝嗇：從德里到達拉斯那些豪門深鎖的社區圍牆越蓋越高，牆外的窮人與遊民則越聚越多。